“灭火”与“放火”的斗争

“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一伙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到处煽风点火，制造混乱，以便为他们混水摸鱼、篡党夺权的阴谋制造条件。周恩来为了稳定局势，维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保护一大批老干部过关，就处处为他们“灭火”。这一“放火”与“灭火”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周恩来积劳成疾，因病逝世。

周恩来每次出席较大的群众集会或接见群众代表的时候，都要事先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可是每次他们都找借口不来，或者是故意拖延时间， 让周恩来等候很久。周恩来每天工作繁重，日理万机，尤其是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有时几乎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挤掉了，时间对他来讲是非常宝贵的，可是江青一伙就是这样百般刁难周恩来。 1966 年 12 月 24 日晚上，总理要到北京体育馆参加国家体委批斗贺龙的大会。在这之前，江青、康生鼓动红卫兵到处揪斗贺龙，连他的家也被冲击了，弄得贺老总无处安身，周恩来多次出面保护，还曾把贺龙夫妇接到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家里保护起来。这次在体育馆召开的批斗贺龙的大会，是要保护贺龙“过关”的。讲好大会是 7 点钟召开，可是到 8 点多钟，周恩来仍坐在休息室等候中央文革的人来， 直到他们来了，才一同进入会场。

1966 年 12 月中旬的一天，北航“红旗”一批红卫兵要冲击国防部大楼，

叶剑英、陈毅等几位老帅听到这个消息都急了。 11 月 8 日，曾经发生过一起外地造反派冲国防部大楼的事，后来被劝阻了。这次北航“红旗”又要冲击，是受江青一伙人在背后煽动的。国防部是国家军机要地，万一被这伙红卫兵冲击进去，来一番打、砸、抢，后果将不堪设想。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着急，一面打电话劝告冲击国防部的红卫兵赶快退出去，又以他的名义起草一

封信函，指出冲击国防部是要犯严重错误的。经过多方耐心的工作，才平息了这次事件。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几乎天天开，会议内容也几乎全是研究解决中央文革在社会上和各个单位里挑起的各种事端。当时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江青、张春桥、康生在钓鱼台“放火”，周恩来等中央常委在人民大会堂“灭火”。这个碰头会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后就由周总理主持，每次会都开得非常艰苦。当时张春桥经常列席常委碰头会。可是每当他们暗中鼓动群众闹事，给周恩来和老帅们出难题的时候，张春桥就转入幕后，不来参加碰头会了。

“文华大革命”期间，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一伙人尽力“放火”，周恩来千方百计地去“灭火”，使一伙野心家不能称心如意地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因而他们对周恩来恨得要死。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 1967 年 2 月间，一次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放肆地当面指着周恩来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她还威胁周恩来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一副无赖泼妇的嘴脸，充分流露出了她对周恩来的仇恨。

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比较齐全，被江青一伙视为“异己”的人， 尚未被他们排挤和打倒。可是，随着他们的阴谋逐渐暴露，小组内部意见分歧的事就多起来了。可是，尽管有不同意见，他们采取偷梁换柱的做法，暗中背着有不同意见的人，兜售他们的私货，给群众造成一种错觉，好像中央文革小组是一致的。特别是江青一伙人给周恩来的工作制造种种刁难时，更是采取这种手法。 1967 年 1 月 13 日，周恩来针对中南海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一事，召集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们讲话，明确指出应当保护刘少奇。这个讲话内容戚本禹是知道的，而他就没有告诉后来去看这张大字报的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事实上，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正是在戚本禹的指使下贴出的。

有人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仅从 1966 年 8 月到 12 月的 3 个月中，周

恩来参加的红卫兵大型汇报会、座谈会在 40 次以上（未计入无数小型的汇报

和个别的约见）；从 1966 年 7 月到 1967 年 1 月的半年多时间内，周恩来亲自接见红卫兵、处理由红卫兵引发的突然事端及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各种文件达 230 次之多。毛泽东 1966 年 8 月 18 日到同年的 11 月 26 日，在天安门 8

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总共约 1100 万人。每次接见，从始至终，都是由周恩来亲自安排。从毛泽东的安全保卫、行车路线， 直至红卫兵的食宿、军训等等细微琐事都由周恩来亲自过问。就是这样，还要受到江青一伙人“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刁难，给周恩来的正常工作设置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

1966 年 10 月 18 日，正当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之前，突然发生了蒯大富为首的“三司”带头闹事的“口号事件”。事情的起因是组织这次接见的大会指挥部拟好的一份标语口号，因其中一些口号太长，中央宣传部负责处理此事的同志怕群众呼口号时不便，因而删去了一些，由此就引起了这次闹事。蒯大富的“三司”串连北航“红旗”，数万学生上街游行，冲到天安门，高呼要揪出“篡改”口号的“黑手”，高呼“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形

势十分严峻。周恩来为了平息这次事件， 18 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商讨处理办法，并指出决不能因闹事干扰当天的毛泽东接见活动。因为周恩来一夜未休息，加上精神极度紧张，神情显得很疲惫。会议开始后，他正要讲话，突然谢富治带着一种明似关心，实则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阴阳怪气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可要爱护身体呀，你又一夜没睡觉了吧，这样可不行呵⋯⋯”谢富治的话还没有讲完，周恩来带着无法抑制的愤怒，双眼紧盯着谢富治，斥责他：“你这是什么意思，故意刺激人的感情⋯⋯”当时与会的人都吃惊了，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周总理发这么大的脾气。谢富治当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不敢抬头。周恩来对谢富治发火不是偶然的，是他早已洞悉了谢富治的心态，谢明明知道正是林彪、江青迫使周恩来和老帅们没有片刻安宁，给折磨得身心交瘁，却假惺惺地表示“关心”，正是这种虚情假意的“关怀”，激发了周恩来长期压抑着的愤慨。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陈伯这就攻击周恩来“和稀泥”、“搞调和”、“折哀主义”。1966 年 10 月 31 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逝世 30 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桑骂槐地影射攻击周恩来，是“那些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们”，叫嚣要“撕掉那些新式的‘正人君子’们折衷主义的假面具”。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授意下，由主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中，更露骨地指责：“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搞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站到敌人一边。”周恩来在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和极为复杂惊险的政治斗争，都没有像“十年浩劫”中他所面临的这样艰难、这样复杂。当这场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周恩来力挽狂澜，中流砥柱，委曲求全，苦撑危局，始终坚守岗位，顽强搏斗。他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力排干扰，消除动乱，竭力想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