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意见书，完全是我亲手书写”

历史的发展，往往不是或不完全是按照人们的设想进行的。在中央关于和平改革的方针指导下，从 1955 年下半年起，四川、甘肃、青海等藏族地区开始实行民主改革。但是，一开始，改革的意图、措施、办法得不到群众的理解，有的地方也采取了一些“左”的、粗暴的、急于求成的做法。再加上少数叛乱分子的唆使，一些藏族群众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红汉人”的侵犯。各地不断出现武装叛乱。1956 年 7 月 22 日，中共中央讨论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等地在民主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会后，周恩来亲自出面召集在京的民族界、宗教界有关上层人士传达了中央的精神。周恩来指出：藏区和彝区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是，必须采取“和平改革”的方式，有关改革的一切问题，都要根据群众的意愿，经过和上层人士协商，取得他们的同意后再去进行；对藏区的寺庙，我们应采取更慎重的态度，从来没有人主张不尊重兄弟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在民族地区处理任何事情都要考虑到民族问题，任何事情都要和少数民族干部商量。周恩来还提出：对于目前还在山上的叛乱武装，解决的办法是“停战”。

然而，由于地方各级干部中间“左”的思想作祟和一些地区少数叛乱分子煽动、破坏，少数民族地区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甚至有些地方出现饿死人的情况。叛乱尚未彻底平息，而新的矛盾又产生出来。为解决这些矛盾，周恩来忧心如焚，他不断地指示、责成有关方面去迅速解决，做了大量的工作。 1957 年 6 月 14 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第 52 次全体会议，专门讨论个别少数民族地区饿死人的问题。他指出：“事情的性质是严重的。我们国家的制度所以优越，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我们的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与人民息息相关的，不关心人民的疾苦或者关心不够，都是不容许的。”他特别强调：“我们对人民负责。”

但是，中央的精神并没有被完全贯彻到各少数民族地区；而一些地区的

叛乱分子也并未停止活动。1959 年 3 月，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公开撕毁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在拉萨举行武装叛乱。达赖逃离拉萨。3 月 20 日，周恩来发布命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讨伐叛国集团，叛乱被迅速平息。3 月 28 日，周恩来再次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并任命班禅为筹委会代主任。

由于西藏的特殊情况，中央在讨论西藏问题时，改变了原来决定的在西藏六年不进行民主改革的政策。在平息拉萨叛乱的同时，周恩来草拟了《中央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草案）。这份文件中提出：“中央认为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决定西藏采取“边打边改”的方针，逐步推行民主改革运动。

班禅对平叛和民主改革是积极拥护的。周恩来发布命令的次日，班禅立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坚决拥护国务院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和平息叛乱的命令。4 月，班禅前往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三届一次会议和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拥护会议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会议结束后，班禅立即返回西藏，主持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并领导西藏人民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民主改革运动。他参与领导制定的一系列文件，大大地推动了西藏的民主化进程。对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作了充分的肯定。同年 10 月班禅到北京参加建国 10 周年庆典，周恩来、朱德特地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欢迎，祝贺平叛和民主改革取得的成绩。但是，在庆贺成绩的同时，一些不尽人意的事情也逐渐在藏区滋生出来。班禅参加完庆典后，与政协副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一道，赴各地参观访问。在访问过程中，了解到一些藏族地区在民主改革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的“左”的、过头的做法。从此，在他心中留下了越来越多的阴影。再加上看问题角度和认识深浅的不同，他对平叛以来的成绩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并因此与一些地方干部发生争执，对地方干部开始产生不信任。在班禅参观结束回京后，周恩来于 1960 年 1 月 25 日接见了他。周恩来听取了班禅的意见，认为：班禅大师“出发点是好的”。并指出，虽然有些意见不同，但是“我们之间要有一个基本信任。互相信任，才好交换意见”，“我们之间不要有隔阂，这很重要”。周恩来历来认为，在同志、朋友和合作共事者之间，最重要的是相互信任，消除隔阂，这样才能较好地合作相处。谈话中，周恩来提出与班禅之间订立这样一个协定：“你不怀疑我们，我们是相互信任的。我们今后是要长期合作共事的，共同合作把西藏建设成为一个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新西藏。”班禅当即赞同说：“这个协定，我自己很喜欢。”周恩来又补充道：“以后就遵守这个诺言，有事谈清楚了好。”应该说，这一“协定”、“诺言”，两年以后鼓励了班禅直接上书周恩来。

以后，班禅在参加完建国 11 周年、12 周年庆典活动之后，都由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陪同，到各地去参观访问。足迹遍及四川、湖北、江西、浙江、江苏、上海、福建，以及青海、甘肃、云南等省市。走时，周恩来设宴为他送行；回时，周恩来设宴为他接风洗尘。但是，这期间班禅与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之间的看法出入越来越大。在藏区，他发现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等运动带来了许多消极的影响，而在平息叛乱和实行民主改革方面，以及执行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失误。对这种失误程度的大小、范围宽窄的估计，对成绩

和错误的估计，班禅与中央和地方干部都有着重大的分歧，甚至与藏区的党政领导发生意见冲突，闹得很不愉快。例如，在视察四川时，四川省委和西南局的领导向班禅介绍了甘孜和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的情况，介绍中充分肯定了平叛和民主改革以来，社会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班禅对此估计很不满意，不以为然。他说：“甘孜、阿坝是开展平叛，改革最早的地区，平叛平了五六年，到现在还平息不下去。你们这里平叛扩大化现象非常严重，匪民不分，把大批劳动人民、基本群众、国家干部打成‘叛匪’。群众的生活也不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生产下降了，很多老百姓吃不饱肚子，甚至有饿死人的现象。在改革时，大批寺院被毁坏，喇嘛被迫还俗，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得不到尊重和保护。”

他还质问四川省的有关领导：“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你们为什么不为老百姓说话？为什么不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为什么在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他觉得，地方的领导干部对藏区的情况不敢讲“真话”，自己与他们交换意见，很难像与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那样坦诚相见。他极反对一些干部只看成绩，不看错误、缺点的思想方法。

在西藏，随着民主改革的深入，班禅也发现了同样的问题。并曾向中共西藏工委领导人反映过，但由于看法不一致，班禅的意见和建议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班禅写作“七万言书”的一个导因。

早在 1960 年 10 月至 12 月，班禅在李维汉等人的陪同下，参观访问四川、

江西、浙江、上海等地期间以及回到北京后，曾与李维汉作过 13 次长谈。这些谈话，多少增进了些双方的了解。用班禅回京后对周恩来讲的话来说，他与李维汉“谈了日喀则地区和扎什伦布寺在改革中发生的一些本来不应该发生的问题”。李维汉代表党中央耐心地听取了班禅的意见，并把谈话的主要内容整理成为《李维汉同志和班禅副委员长谈话纪要》。这一纪要，虽然不是班禅所书，但是，它成为后来班禅写作“七万言书”的一个最初的框架。毛泽东和周恩来看到这一纪要后，分别约班禅进行了交谈。1961 年 1 月 24 日，周恩来在与班禅谈话时指出：西藏的改革，一切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运动中出了点“左”倾，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从领导上来说，掌握得是不够的，你们回去后还要注意纠正“左”的错误；只要不背叛祖国、压迫群众， “保守一点、慢一点，不要紧”。最后周恩来提出：今后班禅和西藏工委以至和中央领导人之间要多谈心，要成为“随便、自由、不客气”的朋友。可见，毛泽东、周恩来充分理解班禅的出发点，对藏区发生的问题的看法是一分为二和实事求是的，对社会改革的态度是辩证、稳妥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鼓励班禅纠“左”的。周恩来强调了我党对于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历来采取的“慎重缓进”的方针。这次谈话，解除了班禅心中的许多顾虑。但是，班禅觉得中央领导虽然能够理解他，却不一定完全了解下面“左”倾错误的详细情况。他认为自己了解到的很多情况尚未完全吐出来，且光口头谈谈，也不会引来多大的重视。鉴于此，班禅打算写一个书面意见，全面系统地向中央报告自己的想法。但这一打算遭到堪厅主要负责人、经师和身边人员的反对。从性格上讲，班禅认准了的事，就有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因此，他尽量说服了身边持反对意见的人，于 1961 年底开始草拟书面报告。

当 1989 年 1 月，班禅再次看到归还回来的“七万言书”手稿时，感慨地说：“这意见书，完全是我亲手书写、亲自修改的。为了它，我花了不少心血。”并说：“我要把它好好保存，作为永久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