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中和”作用

1967 年 2 月 19 日凌晨，毛泽东在听取张春桥等人对“大闹怀仁堂”情况的“汇报”后，严厉批评了参与二月抗争的几位老同志。之后，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三人不得不“请假检讨”，其他老同志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非难。至此，持续了 1 个月之久的二月抗争即告失利。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处境困难而地位特殊的周恩来，却起到了他人所无法取代的“特殊作用”。

首先，周恩来利用他并未因所谓“二月逆流”失去发言权的条件，在某些重要场合继续就“抗争三原则”坚持其一贯观点，2 月 20 日下午，就在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受到指责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在一次会议上，当着中央文革重要成员康生等人的面阐明对地方夺权问题的看法，指出：自从 1 月号召夺权以来，不管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都起来“夺权”，这样，全党、全国还成什么样子？怎么解释毛主席的伟大红旗占统治地位？这不等于把我们党 17 年的伟大革命和建设成就都抹煞了吗？不能这样，逻辑上也站不住嘛！关于中央国家机关夺权问题，他强调：不是所有的部长、副部长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还有好的；（造反派）有的权掌多了，要加以限制。现在有人要夺中央的大权，外交大权也要夺，财政大极也要夺，还要夺军事大权。这些部门的权力属中央，谁也不能夺！他提出：不仅各部委党委、党组领导要抓日常工作，就是司、局一级干部也不能统统“靠边站”，整个业务系统还是要由这两层领导来抓。对于冲击军事机关问题，他重申：前一时期各地冲击军事机关这股风是错误的，要赶快扭转过来；军队内部搞造反、夺权，完全是大方向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会上，周恩来还对“坚持资产阶级皮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提法提出异议，他说：如果这一条存在的话，任何人只要检讨不够，就可以说是“顽固分子”，人人搞过关，人人是“顽固”，所以不增加质量，增加了数量，成为另外一个标准。

在此前后，周恩来还在实际工作中努力阻止已经泛滥成灾的“打倒一切” 的极端做法和口号：2 月 18 日，他将《红旗》杂志第 4 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该社论强调指出：把当权派一概打倒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潮）送审稿报送毛泽东，提出：“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还不错。” 3 月 1 日，该社论经毛泽东批准发表。2 月 19 日，周恩来又对某材料中提出的旨在打击迫害老干部的“上揪下扫”的口号提出质疑，并为此致信陈伯达、康生、江青，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

另一方面，作为集战友、上级、师长于一身的周恩来，在竭力劝说参与“两个大闹”的老同志们偃旗息鼓的同时，却又处处以某种特殊方式来设法保护这些老同志。事实表明，在 2 月 19 日毛泽东严厉批评参加抗争的老同志

们之后，绝大多数老同志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抗争的行动（有的是改变了激烈斗争的方式）。这些老同志之所以很快改变了其斗争的方式和行动，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长达 1 个月之久的激烈的或其他形式的斗争，终归是建立在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对党的组织领导无条件服从的基础上的；也正因为如此，即便在最激愤的情况下，他们也丝毫没有改变或动摇过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培养起来的这种崇高的信念和感情，他们始终把矛头对准大搞倒行逆施的“中央文革”的一伙人，而把纠正错误的希望寄托在党的组织和党的领袖身上。

此外，在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心目中占有特殊位置的周恩来的态度和作用，这时候也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言而喻，一直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们关系密切的周恩来，这时候承担的是一个极其艰难、却又十分痛苦的“角色”，在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毛泽东与思想感情同“文化大革命” 格格不入的老同志们之间，周恩来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他甚至不能不亲自出面负责召集和主持同年 2 月下旬至 3 月中旬连续召开的针对几位老同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在这样的会上，他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其中包括对那些犯“错误”的老同志，也包括对他自己。

如果说，“文化大革命”的 10 年是周恩来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那么，从这时候开始的两年多时间里，又是他陷于“难上难”的时期。由于二月抗争的失利，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协助他工作的老同志们几乎全部受到责难、“批判”，为此，周恩来只有孤军奋战。正是在这种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周恩来不能不说一些违心的话、乃至错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乃至错事。历史证明，如果他不这样做，他自己就不能保住，更谈不上以他的名义来保住更多的人。

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在她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曾谈到周恩来在这一时期的有关情况，她写道：“所有人（我说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层领导，包括周的妻子邓颖超在内）都同意这一看法，周恩来有些行动‘是违背他自己的心意的’。（1968 年 10 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谴责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这样做，他 24 小时之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而“下决心谴责刘对周来说是很痛苦的。1970 年 10 月的一天晚上，他向埃德加·斯诺诉说了他内疚的心情⋯⋯”

韩女士在这里提到的周恩来与斯诺谈话中吐露内心情感的重要情况，现已无从证实。但书中分析的当时周恩来的苦境，确是比较客观的说法；正是在同一会议上，内心矛盾的周恩来也“批评”了“二月逆流”的几位老同志。但是，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周恩来在此前后的大量有关言论，便可以发现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周恩来从未否认自己同几位犯“错误”的老同志的密切关系。在“政治生活批评会”期间，由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开列的供“批判”用的材料中，有一份经李富春起草、周恩来审批的国务院系统开展运动的报告，对此，周恩来并不介意，批示同意将其在会上印发。之后，在几次谈到“保”这些老同志时，周恩来更是一次次“联系”到自己：对陈毅、谭震林我“保”得“最多”，对聂帅则“保”得“最早”，对余秋里、谷牧等人也是“再三”地“保”。就在社会上已有人提出“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总根子”的同时，他甚至当着造反派的面，公开讲：批判“二月逆流”，“也联系到我”；承认他自己也和许多老同志一样，开始对“文化大革命”也是不理解的，没有料到这种局面。周恩来的这些举动，再明显不过地表示出他内心的“意向”。

二是周恩来尽可能地将几位老同志的“错误”“淡化”。就在中央文革一伙人借毛泽东指责“二月逆流”之机对老同志们无限上纲、横加罪名的时候，周恩来却每每把“错误”往“思想认识”、“对群众态度”等方面引导，意在犯“错”难免，大事化小。一次，他曾亲笔改“二月逆流”提法为“二月的乱子”，凡提及几位老同志时均加上“同志”二字。 1967 年 4 月，在“政治生活批评会”后不久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就几位老同志对二月之事所作的自我批评逐一表示认可，认为这也是一种经验的总结，有些虽还不能令入满意，但总算有所进步，应进一步创造机会，给以帮助，先行改正，以观后效。就在林彪、江青一伙强行对“二月逆流”定性以后，他还多次讲到，不能把这些老同志的所作所为都一概否定，他们有许多话是根据中央政策讲的，对他们还要“一批、二保、三看”。

三是周恩来不忘在关键时候“提醒”老同志们不要在思想上放松戒备，给林彪、江青一伙以可乘之机。 1967 年的五一节，是“全面夺权”、“天下大乱”之后的第一个重大节日，按当时惯例，大批党政军领导人都要上天安门“亮相”。能否上天安门，成为判定某人是否有问题的一个“标准”。经周恩来努力，毛泽东批准，所有被指责参与“二月逆流”的老同志都在五一节那夭登上天安门。一时间这种表面上“团结”的气氛掩盖了几个月前党内的激烈较量，有的老同志因心情好转而思想上放松下来。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于 5 月 5 日亲笔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和谷牧（并告李富春），提出：五一团结，不要又造成你们五位同志错觉，重犯过去“错误”；否则，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甚至走入“绝路”。信中，周恩来一反过去平等、商量的口吻，语气强硬，措词严厉；然而，他正是想以这种极其罕见的方式，来“警醒”他的战友们切不可大意，以致产生思想错觉，把“二月逆流”一事看得太轻了。果然，后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党的九大上，中央文革一伙重又煽起对“二月逆流”的猛烈批判，并借党的合法会议名义对二月抗争作出污蔑性的“定性”。事实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周恩来预先的判断。九大召开前后，周恩来对老同志们的情况尤为关注。1968 年底，当获悉一位老帅遭到批判后，即批示有关单位进行劝阻，强调“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党的九大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被指责参加“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大都当选为中央委员。对此，周恩来起了重要作用。1971 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不久，毛泽东亲自出面为所谓“二月逆流”平反。这时，在二月抗争中与老同志们“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江青一伙人仍在台上。尽管条件有限，周恩来却利用一切场合，不失时机地为老同志们恢复名誉、出来工作提供机会，扫除障碍。同年 10 月初，经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建议、毛泽东批准，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李先念、余秋里等均担起重任。之后，周恩来又委托李富春等老同志参加和领导有关批判林彪的学习会、座谈会；与此同时，陈毅、聂荣臻等老帅也纷纷起来揭发林彪一伙的罪恶行径。

1972 年 1 月，陈毅不幸病逝。经周恩来周密组织安排，陈毅追悼会开得庄严隆重，影响深远；尤其是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的举动，给包括参加二月抗争在内的所有老同志以极大慰藉。

同年 12 月中旬，周恩来亲笔致信纪登奎、汪东兴，指出“当时大闹怀仁堂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后经毛泽东批准，谭震林从桂林被接到北京治病。

1973 年党的十大前后，周恩来又一再批嘱外事部门：有关外事活动场合应多请一些老同志参加，并多次亲笔添加上叶剑英、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人的名字，为这些老同志的复出广造舆论。在周恩来的不懈努力下，除陈毅先期病逝外，参加 1967 年二月抗争的老同志全部被选入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至此，所谓“二月逆流”一事已在事实上得到平反，从此不再提及了。

综上所述，作为二月抗争的当事人，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73 年 8 月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重又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自始至终与二月抗争这一“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从他在二月抗争及其前后的一系列言论看，其主要思想都是彼此衔接、一脉相承的。特别是在抗争过程中，他的认识更是随着斗争的深入而深化，他的感情亦随着斗争的跌宕而起伏，他曾在一定程度上、以其特有的斗争方式给予这场正义抗争以持续的和有效的支持。在抗争失利后，他又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继续起“中和”的作用，竭尽全力保住了所有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使他们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抗衡、并最终战而胜之的中坚力量。也正因为如此，后来他亲自领导的 1972 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才合乎历史发展逻辑地成为“1967 年 2 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