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重要警报

1955 年初，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 五国发起召开亚非会议。因开会地址设在印度尼西亚避暑胜地万隆，故又称“万隆会议”。

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在没有殖民主义国家参加下，由从殖民主义压迫下取得浊立的亚非国家发起和召开的。

正当我们紧张地为周总理这次出行做准备之际，我有关部门获悉，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特务机关，策划乘周总理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总理及中国代表团人员，并已分头行动，其行动代号为“1 号”。

情报确实、可靠。情况十分严峻！

面对这一严峻情况，是去，还是不去？就成了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周总理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去。去，固定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可以在亚非国家架起友谊之桥，和亚非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决定会之后，接下来就是怎么去的问题。先是周总理提出由香港坐船走海路去，那样可以在船上休息两天。经与有关方面的同志研究，认为走海路不行。因为当时来往于香港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船只，只有荷兰的两只小型商船，一只 5000 吨，一只 3000 吨，单程要走一个星期。如蒋介石特务机关

派出特务沿途破坏，则安全很难保障。于是便放弃了坐船走海路的设想，改为由香港乘飞机去印度尼西亚。由于当时西方国家对我实行封锁，我们既没有大型飞机可坐，也没有去印度尼西亚的国际航线可用，只能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与印度航空公司商谈，决定租用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并商定，4 月 11 日我代表团乘该机启程时，该机作为正常航班，上午飞抵香港， 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于 1 时从香港启德机场启飞，直飞雅加达。

为了保证我国代表团能准时、安全地出席亚非会议，我公安部门还做了代表团由云南昆明乘汽车，经滇缅公路出境到缅甸，然后由缅甸换乘飞机飞雅加达的安排。为此，中央警卫局特派李福坤副局长和伍全奎同志，紧急赴昆明，要求云南省有关部门派专人协助，进行实地勘查，并尽快做好全面的可行性部署。

正当我们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总理去万隆参加亚非会前，先在仰光休息两天，并称，届时他将派飞机到昆明来接。经了解，吴努邀请周总理在仰光休息两天的意图， 是想在大会召开前在仰光同几个主要参加国的领导人先碰一下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

吴努总理对我国如此尊重，周总理自然欣从。于是，决定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于 4 月 7 日失去昆明，待缅甸所派飞机试航成功后（那时我国和缅甸之间尚未通航），再启程去仰光，之后由 4 印光飞雅加达；另一路，代表团其他成员则按原订计划于

4 月 11 日由香港乘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雅加达，由于敌情复杂、多变， 中央决定加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随周总理去昆明。

4 月 7 日上午，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一行乘车离开中南海，驶向西郊机场。这时，中国民航的伊尔—14 飞机已经停在停机坪上，机组人员也已做好了一切准备，正等着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一行登机。

我们刚要离开机场候机室，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同志匆匆赶来了。他将刚刚收到的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周总理。这是在我代表团出行前我有关部门获得的又一次警报。情报说，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加油检修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油箱里，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人员。

对这份重要情报，周总理非常重视，看后当即指示：请转给在京的有关领导办理。

然而遗憾的是，当这样一份重要的情报，转到外交部后，外交部有关领导同志未予重视，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