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锋相对，四处“救火”

1966 年秋未冬初，“文化大革命”的势头更加猛烈。学校“停课闹革命” 了，幼稚的青少年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连。他们到处造反，导致生产混乱，社会动荡。对这些被推上历史舞台的青少年是因势利导、苦口婆心地批评教育呢？还是推波助澜心怀叵测地蒙骗、利用？两种态度，两种做法，反映了一场争夺青少年的斗争。

江青多次借接见红卫兵之机，口蜜腹剑地吹捧小将们的“革命”行动和“伟大”作用。所谓的理论家陈伯达，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大作文章，胡说什么：同学们的发言水平很高，在“文化大革命”中进步很快，逐步地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了，这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巩固的保证，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保证，是防止我国出现修正主义的保证，是我国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把那些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远远甩在后面，使我们站到前面的保证。很显然，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党夺权，无耻地把无知的青少年当作炮灰和工具加以利用，唆使红卫兵四处“放火”。而周恩来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奋不顾身地去“救火”，以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尽可能控制全国的混乱局面。为此，江青一伙公然指责周恩来是“救人队长”。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对待青少年的问题上，周恩来与林彪、江青一伙针锋相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周恩来在 9 月 10 日对红卫兵讲话中，先引用了毛主席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接着，他语重心长他说，你们具有朝气蓬勃的精神，但必须保持有组织、有纪律的战斗作风，你们要学习解放军的组织性、纪律性。因为你们还很年轻，你们的知识毕竟有限，你们知道的各方面情况和党的政策并不是很完全的。一个新事物出现，你们的好处是善于接受下来。但要从实践中检验你们这样做是不是对，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正，这样的精神，你们是应该有的。周恩来还多次指出红卫兵是战斗队、学习队、宣传队。他特别强调学习任务，强调只有学习好才能宣传好，学习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明天。

周恩来针对青少年正在成长中的特点谆谆教导说：从学校走到社会，你们已碰到很多不熟悉的事情，要想自己少犯错误，就要抓好两头。首先要学习毛主席的书；另一方面要练好基本功，先进行调查研究，这就得深入群众，接触广大不熟悉的群众，了解他们的情况。对任何事情，都要先做学生，要做一个勤勤恳恳的小学生，人民永远是我们的先生。周恩来的这些话，不只讲过一次，特别是在大型的集会上多次对红卫兵反复讲这些思想。他那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

1966 年 9 月 13 日，周恩来参加了在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万人大会。在大会上，周恩来着重讲了红卫兵既是战斗队，又是学习队、宣传队。讲到战斗队时，周恩来又特别讲了两点：一是要用文斗，不要武斗；二是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周恩来提到有人间犯了路线、方向性错误的人是不是黑帮的问题时，十分明确他说，不能那样讲。并说不应当滥用黑帮这个名词，还有一次，也是在接见各地代表的大会上，正当周恩来讲话时，全场的一个角落忽然响起一声“打倒刘少奇！”接着又有几个人与之呼应。会场里人头浮动起来。正循循善诱他讲着话的周恩来听到后，脸色骤然严峻起来。正当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只见周恩来毅然决然地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这个明显的动作表明不同意这个口号的鲜明态度。周恩来这一举动震撼了大会，使险些混乱起来的会场立刻平静下来，全场千万双眼睛重新把目光投向了周恩来。少顷，周恩来转回身来，面容依然十分严肃。他说，犯了路线错误能不能就说他不革命？不能这样说。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党史就清楚了，在我们取得全国胜利以前，党中央曾发生过四次路线错误，即遵义会议以前，曾经胜利过，也失败过；发展过，也缩小过。周恩来列举了四次路线错误的简况后说，从 1924 年到 1935 年初，也不能说当时的中央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是反革命的。他们主观还是革命的，但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损失。党在那以后，还是领导人民前进的。所以，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这和反革命集团、独立王国、分裂出去组织另一个党是不同的，要区别开。周恩来最后更为严肃他说，我是过来人，在长征以前，我犯过路线上的错误，但是，毛主席并不因此不让我改正错误。上面讲的，是我的亲身体会，如果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我愿意与他坐在一起说理、辩论。这时，会场安静肃穆，一直持续到周恩来讲完散会。

在此之前，即 8 月中旬召开的十一中全会闭幕之后，毛泽东同志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已在一些人中传开。9 月 10 日，在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的红卫兵第二次座谈会上，有个别红卫兵递条子问他毛主席写了大字报的事，说是从一位权威的人那儿听来的，问情况是否属实。周恩来严肃地回答说：现在你们中传说着《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要正式声明，主席的文件，只有根据主席授权，党中央机关、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人民出版社发表的，才是正式的。任何传说，不管有什么根据，都不算数。今天我声明，不能把“炮打司令部”这句活，看成是对一切领导都打。否则，就成了一切党政机关都不能相信了，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

对于毛主席的大字报内容是怎样流传出去的问题，中央文革还贼喊捉贼地追查了一阵，胡说是某某高干子弟首先传开的。但事隔不久，林彪、江青一伙为了陷害刘少奇，终于按捺不住，公开跳了出来。关锋、戚本禹在中宣

部会见北航和地质学院的红卫兵时，戚本禹说了一段蛊惑人心的话，恶毒攻击刘少奇，他说：毛主席批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有错误的东西， 1915 年有人要交出武器，合作化时解散合作社（关锋插话：还有四大自由），不是一般的问题。⋯⋯那是有地位的人。很多事不能讲了。高岗、饶漱石早就公开了的。这几年， 1962 年“三自一包”，困难时期，斗争非常激烈，那时候我们伟大的舵手若是不在，稍微离开，那我们国家就很危险。那时主张包产到户的，不是底下的同志，不是基层干部，而是从上面一条线贯下去。1962 至 1966 年，有些党内问题不能公开讲。你们可以好好看看党的公报，可以看懂的，戚本禹这段话，既是明枪也藏暗箭。这是中央文革成员公开出来作政治大煽动，还提供了那么多的炮弹。《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所以很快流传，紧接着出现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这绝不能认为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10 月 25 日林彪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毛主席的大字报就是指的刘邓路线”，“经过这几天，同志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知道了这个来源⋯⋯” 林彪这里所说的经过这几天才比较清楚的来源，其实早在 10 多天前，他们就已经在红卫兵中故意泄露出去，煽风点火，必欲打倒刘少奇而甘心。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林彪、江青一伙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把矛头指向广大文艺工作者和更多的知识分子，又有意混淆当权派与走资派、领导干部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分子的界限，以致“文化大革命”初期“黑帮”、“黑线”被滥用，并由“一小撮”很快扩大为“一大批”，把矛头直接指向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在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的过程中，林彪、江青一伙曾经塞进了“黑帮”、“黑线”的内容，由于周恩来和陶铸的坚决反对，并经毛泽东同意后，才被删去，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但他们在“十六条”公布后，继续在他们控制的刊物上登载与“十六条”相违背的文章，使用“黑帮”、“黑线”的叫法，诸如什么“在林枫大红伞保护下，众多黑帮分子始终不同大家见面”，什么“周扬——田汉黑线下的大毒瘤”等。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大讲：“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吴文彬（厂负责人）这条黑线。”在他们的蛊惑煽动下，“黑帮”、“黑线” 的叫法，到处可以听到、见到，揪斗。‘黑帮分子”、“黑线人物”之风，不仅在首都，在各省市也都越刮越猛。为此，周恩来在红卫兵的几次大型集会上都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告诫大家，不要滥用这个字眼，要学会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月 10
日，周恩来和陶铸同志接见哈尔滨工大的三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当汇报到省一级的领导除潘复生外，大多挨斗戴了高帽子游了街，省委已经瘫痪不能工作，厅、局长一级干部 200 多人中有 100 多人都挨斗戴了高帽子，对这些被斗对象，有的被称为“走资派”，有的被称为“黑帮分子”、“黑线人物”时，周恩来打断他们的汇报说：这就不是一小撮，而是一大批了。同学们，要冷静地想想这个问题。周恩来接着说： “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了，我跟北京红卫兵讲了，这个说法不容易把界限定准。“黑帮”，到底这个“帮”有多大，越搞“帮”越大；“黑线”，这个“线”有多长，越摸“线”越长。这不是毛主席思想，不是马列主义的科学语言。所以，主席考虑之后，在“十六条”上没用这个话，本来草案上有“黑帮”、“黑线”，后来，主席考虑还是决定不用。接见结束，三派代表一致表示，回去之后，要贯彻周恩来及陶铸同志的讲话精

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