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狂妄的中央文革一个打击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名噪一时而又令一般人闻而生畏的特殊权力机构，这就是中央文革小组。这个由陈伯达、江青、康生掌管、名义上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特殊小组，实际上掌握着对包括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内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文化大革命” 初期，正是江青等人操纵中央文革小组对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陶铸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进行肆无忌惮地污蔑和攻击。

1967 年 2 月“大闹怀仁堂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更是不可一世，到处煽阴风，点鬼火。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三员“干将”，江青手下名副其实的“车、马、炮”，“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他们实际上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的代言人和代行人，许多江青不便说或不便做的都是由他们去说和去做的。由于他们有中央文革成员的特殊地位，更仗着他们与江青、林彪的关系，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如果要拿掉这三个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帽子。

“七·二○”事件本来是一件由许多因素所促发而成的事件，其中，作为中央文革小组代表的王力本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林彪、江青却各怀不可告人的目的，借此大做文章，向武汉军区领导人和“百万雄师”施以高压手段；与此同时，没有什么名气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也一时间名声大噪，成了“正确处理”武汉问题的“光荣的中央代表”、“‘七·二○’事件的英雄”。林彪、江青等为王力大肆吹嘘，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几十万人的欢迎大会，发文章，播放电视，拍摄新闻影片，大造声势。

王力返回北京后，在林彪、江青等人吹捧下，俨然以“功臣”自居，更加积极为江青一伙效劳。

武汉“七·二○”事件后，林彪、江青一伙没能阻止周恩来安排老帅们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很不甘心，便又掀起了矛头对准老帅们及军队高层领导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恶浪。这其中，又是王力、关锋、戚本禹充当“急先锋”。

月 25
日，由关锋执笔、康生审定的新华社新闻稿《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造反派》中，提出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8 月 1 日，中央文革把持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社论，号召“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并说“这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社论清样印出来后，王力迫不及待地命令新华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

此后，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件。

月 7
日，王力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发表了臭名昭著的王力的“八七讲话”。在这个讲话煽动下，8 月 16 日，外国语学院造反派和外交部造反派夺了外交部党委大权。有恃无恐的“造反派”在夺了外交部党委大权之后，又制造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围攻苏联驻华使馆等一系列严重的涉外事件。8 月 22 日晚，被极左的狂潮支配的外事口造反派以及北京一些高校红卫兵，突破卫戍区人员的防线，开始冲击英代办处围墙。随即，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率先突入西墙。22 时 40 分，大批群众组织冲击代办处正门；10 分钟后，一些高校红卫兵又越过北墙。不多时，从三面进入英代办处院内的群众已达数百人。造反派突入英代办处东、西两院后即开始点火，顷刻间，烈焰升腾，东院的门窗、地板、汽车房、油库及 7 辆汽车均被大火吞噬；西院楼内 3 个卧

室、档案室及 2 辆汽车也都被烧毁。混乱中，英代办处的多名外交人员从大火中撤出，少数人逃离代办处到附近使馆和公寓避难。经赶来救火的卫戍区消防人员奋力扑救，大火于零时许熄灭。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焚烧，是建国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起涉外事件，给我国的国际声誉带来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害，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冰点”。

周恩来对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行径表示了极大气愤。

8 月 23 日凌晨，大火刚被扑灭两个多钟头，周恩来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三、封副部长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在已不能控制局势，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尽管现在批评你们，对于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误，还需要由中央负责，这个责任，我是不会推的，要报告主席，我们犯了错误，没有领导好。

就在这次召见中，有些造反派头头仍显得很不服气，他们甚至公开顶撞、打断周恩来的讲话，竟有人抬出王力的“八七讲话”，极力为自己的极端行为辩解、打掩护。

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外交部造反派的夺权行动，影响到国务院其他各部，北京的形势日趋混乱。

与此同时，中南海内部的造反派与外面的揪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大军串通一气，揪斗刘、邓、陶和他们的夫人⋯⋯

面对这混乱的局势，周恩来感到有点独木难支，他心急如焚。很明显，造反派的这些行动，都与中央文革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就是他们在背后操纵的。

怎么办？

周恩来心里很清楚：中央文革一伙利用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欲图打倒一切，搞乱一切，乱中夺权。但毛泽东的本意也绝不容许中央文革这样一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乱法。乱到什么程度，毛泽东心里还是有考虑的。

物极必反，作恶者必自毙。周恩来决心抓住这一契机，给狂妄的中央文革一个打击，先给王力、关锋、成本禹一点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