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的展开

1971 年底至 1972 年上半年，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全面展开。这一阶段的斗争，集中表现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其主要特点是，周恩来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所致力于发展生产、保护干部的一贯努力，正逐步转变为党的具体政策，并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实施、生效。

1972 年“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 元旦社论提出，在新的一年里，要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之后，各地各条战线都把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学业务、钻技术，作为联系实际、批判林彪一伙所散布的谬论的具体步骤，着重批判了空头政治的反动观点。

1971 年 12 月至翌年 2 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批判林彪一伙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由此首次提出整顿的意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和与会同志的要求，国务院主持起草了《1972 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明确规定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反，要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的制定，体现了周恩来长期以来力求恢复和发展生产，坚持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和无政府主义的强烈愿望。这个会议纪要，虽然后来被张春桥以种种借口加以否定，但其中贯穿的整顿的指导思想却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体现，成为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未成文的“依据”。

1971 年底至翌年 5 月，周恩来进一步从产品质量入手，解决企业无人负

责、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1971 年 12 月 26 日，他同叶剑英、李先念等一起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明确提出质量问题是个路线问题，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之后，周恩来又对飞机和汽车生产质量问题多次批示，一再告诫质量问题须“提起警惕”， 要“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1972 年四五月间，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根据他的指示要求， 国务院对有关产品的质量问题专门发出通报，召集有关人员进行研究，查找、分析存在问题的原因。通过大力整顿，使一些产品的质量得到明显改进。“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也严重地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广大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受到极大挫伤。为此， 1970 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国务院曾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

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这实际上是对长期以来农村搞的“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 的做法的初步纠正。1971 年 12 月，在进一步批判林彪、陈伯达一伙极左谬论的基础上，党中央又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农村人民公社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同时，指示还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在许多根本问题上纠正了过去“左”的错误，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集团煽起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端做法，使得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被打倒、挨批斗、许多老同志遭到非法监禁、隔离。不肃清这一极左思潮在干部问题上的影响，一大批好干部就站不出来，就不能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他们的重要作用。

1971 年 10 月，林彪事件刚过不久，周恩来即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并亲自审阅公安部关于检查情况的报告。对在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勿右等错误思想认识，周恩来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要求他们切实改正，进而使一时不能解放仍被监禁的许多老干部受虐待的状况有所改善。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过问下，周恩来想方设法，使相当一批老同志解除了囚禁。根据他多次指示，有关部门还对这些老同志进行了及时治疗和妥善安置。对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的老同志，周恩来也尽一切努力， 以挽回损失。如这一年 11 月间，他亲自派人在贵州找到薛明，要她将贺龙遭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情况及早报告中央，为贺龙平反做好准备。

1972 年 1 月陈毅逝世。出于对老战友的悼念以及对所谓“二月逆流”表示公开否定，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并慰问了陈毅的家属和子女。毛泽东此举无疑是在向全国发出信号：广大者干部、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都是好的，都应一律解放、平反。这一信号，也正是周恩来为进一步保护和解放更多老干部所亟待看到的。

同年 4 月，陈正人、曾山两位老同志因医疗条件所限救治不力， 10 天内相继去世。这一情况，使周恩来认识到党的干部政策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完全落实。于是，他一面要求卫生部尽快解决者干部的医疗问题，同时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经他修改后发表。在这篇社论中，重申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排除干扰，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之后，其他报刊也相继发表文章，对党的干部政策作出专门论述，在党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对加速解放和使用广大老干部起到了扫除思想障碍的作用。

在周恩来的持续努力下，自 1972 年以来，有越来越多的老同志站出来， 有的重新担任了中央和地方的领导职务，成为不断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重要力量。

在着重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的同时，周恩来还亲自指导文化、卫生、体育等战线加紧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他联系这些部门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一伙严重破坏的事实，反复强调：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

彪放纵起来的；他只搞那个“突出政治”，不搞业务，不抓训练；现在要提倡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技术，提高质量，勇于攻关。针对文艺界万马齐暗、百花凋零的局面，周恩来尖锐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周恩来的这些指示， 极大地启发了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开展。

以上，在周恩来领导下各地各条战线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的过程，实际上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绩，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恢复遭到“文化大革命”破坏的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过程。对此，不能不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集团的极端仇恨。1972 年初，张春桥对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百般刁难、阻挠下发的举动，正表明江青集团嗅觉极其灵敏。随着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不断深入，党内围绕坚持与否定“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斗争也必然会更加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