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的先声

林彪事件之前，处境艰难的周恩来一直在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减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保护干部、恢复生产、制止武斗做了大量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1967 年，他就表示反对极左思潮。1968 年，又提出“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党的九大以后，周恩来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更加明显： 1969 年 4 月 12 日，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对“文化大革命”中否定一切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认为建国20 年来成绩是“主要的”，砸烂一切规章制度是“极左思潮”。此后，在诸多场合，周恩来一直坚持这个观点。

对“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挨整、造反派掌权的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周恩来更是忧心忡忡，百恩不解。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经过一个革命时期和不经过一个革命时期是不一样的，现在一次造反就成了响当当的革命派，而革命近半个世纪的一大批者干部倒成了“走资派”，这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吗？革命的历史传统是属于一代人的，保护老一代，就是保护革命的历史和传统。正是出于这种内心的动力，周恩来把保护广大老干部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用实际行动抵制和纠正“打倒一切”的极端做法。

1970 年 7 月，他亲自起草了国务院关于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死亡问题

的通知，指明张是革命干部，应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其家属和子女不受任何牵连。同年 10 月，他又在第四机械工业部党组的一份报告上批示，肯定了王诤的革命功绩，指出对其应“一分为二”，“实事求是”，“不要上纲太多”。

1970 年 9 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揭露了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原“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这不仅是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沉重打击，也是对江青集团和“文化大革命”的巨大冲击。在随即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中，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先后主持召开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对陈伯达进行了揭发、批判，对黄永胜等人进行了批评、教育，进而在一定范围内批判了林彪、江青一伙及其煽动的极左思潮，成为周恩来大力纠正“文化大革命” 错误的重要起点。

随后，掌握了纠“左”领导权的周恩来开始把目标转向一些“敏感”单位和部门：1970 年 9 月，他在同文化部门负责人的谈话中，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人废文、没有书看的情况，提出“要有点辩证法”，以便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同年 11 月，周恩来又连续就外语教学发表谈话，要求提高外语教学的质量，提倡多练、苦练的基本功，强调不但要有政治水平，同时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1971 年上半年，周恩来在相继召开的全国一系列专业会议上，更多次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潮，几乎是逢会必讲，反复加以批判。

1971 年初，在第 15 次全国公安会议上，他根据毛泽东关于“对公安工作要一分为二”的指示，明确宣布：在公安战线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不能说“文化大革命”前是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等于否认毛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同年上半年，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期间，周恩来几次接见与会代表，一再指出：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知识面越来越窄，这不行。不能不讲历史、割断历史。“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 “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经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中写道：这次会议，“批判了极左思潮，批判了‘文化工作危险’论”。

四五月间，周恩来又分别在国家旅游、援外会议和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作重要报告，系统阐述了党的对外方针政策，批评了极左思潮在外事工作中的种种表现。在经周恩来批示下发的对外宣传的大量文件中，比较突出地揭露了不实事求是、强加于人等极端做法。据此，中联部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要求深入批判“极左的反动思潮”，“彻底肃清其流毒”，以改变对外宣传工作的不适应状况。

月 6 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时，针对会议

上关于 17 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会议期间，周恩来还向各地、各部门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作了一次党的历史问题的报告，详细叙述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所犯的几次“左”倾错误，提出党长期以来吃了“左”的大亏，并含意深刻地指出，现在世界上有一股极左思潮，借以提醒人们警惕“左”的错误。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对体育、卫生、科技等部门的工作作了多次指示，

一再肯定这些战线解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给予各方面工作造成的严重破坏。

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以前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虽因毛泽东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和林彪、江青集团的干扰破坏而收效不大，但毕竟已开始造成一种纠“左”的舆论。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周恩来初步掌握了纠“左”领导权，从批判陈伯达入手，使林彪集团日趋暴露，在党内高层干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林彪事件后党和人民进一步斗争的准备和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