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第一次中国之行的感叹

一幕“乒乓外交”一下子把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从幕后推到了台前。 周恩来抓住时机，再次向尼克松打出了一个漂亮而明确的“政治抽球”。1971 年 4 月 21 日，周恩来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尼克松发出

了一个重要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

周恩来的这个口信是继“乒乓外交”之后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又一重大步骤。它的新意在于：中国通过正式外交途径向美国总统发出了邀请。

尼克松接到这个口信后很是高兴。他和基辛格都意识到：中美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必须冒一点风险提出一个主要的建议，否则就有可能退回到另一轮长期的试探和摸索阶段。“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尼克松作出了这样的决断。为此，他于 4 月 29 日、5 月

17 日和 5 月 22 日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连续向中国发出了三次口信，答复说：为了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并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进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 6 月 15 日以后来中国。

尼克松、基辛格在焦急地等待中国厂面的答复。他们担心双万前一时期的努力会不会因为中国内部有人反对中美接触而前功尽弃。

尼克松、基辛格的担心并非多余。当时的中国国内，的确存在着反对中美接触的势力。当时的中国“二号人物”林彪就暗中说：周恩来与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倒霉的。

5 月 26 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全面讨论了中美

关系和即将在北京举行的中美预备性会谈，并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作了充分估计，拟出了各种对策。会议对党内部分同志对中美会谈抱有的种种疑虑和担心作了认真的分析和冷静的回答。

周恩来认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可一世，什么地方有事它都要过问，而现在却不同了。越战不得人心，迫使它不得不把军队往回撤。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下降了，政治地位更加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它要考虑， 是继续在各面出击呢，还是收缩一下？综观全局，它首先要解决印支问题， 就不能不同中国接触，就要同中国打开关系，而我国利用这一时机打开中美关系，将有利于反对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有利于我国的安全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斗争。

会议决定，以周恩来的名义捎给尼克松一个口信，并把这次会议的情况写成报告（即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毛泽东审批。可以说， 这次政治局会议正式地、全面地确立了中共中央新的对美政策。

5 月 31 日，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给尼克松的口信送往巴基斯坦。口信

说：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 1971 年 4 月 29 日、5 月 17 日和 5 月

22 日的口信，并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尼克松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谈。毛泽东主席表示，他欢迎尼克松总统来访。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来华作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工作， 并进行必要的安排。时间可定在 6 月 15 日到 20 日之间。6 月 2 日，当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里拉把周恩来的口信转交给基辛格后，基辛格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拿着用打字机打印了的口信兴冲冲地一路小跑去找尼克松。尼克松也眉开眼笑。“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说着，尼克松打破晚饭后不喝酒的惯例，斟了两杯白兰地，和基辛格兴冲冲地干杯以示庆贺。基辛格意味深长地说：“我想起了几百年前从西方去中国的马可·波罗。”尼克松灵机一动：“我们就给你的中国之行起个代号，就叫‘波罗行动’。”就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紧张准备基辛格的“波罗行动”时，周恩来亲自掌握的一个工作小组住进了钓鱼台 4 号楼。这个工作小组的成员由周恩来亲自选定，报毛泽东批准。主要成员包括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等。

为了准备即将来临的中美会谈，周恩来多次主持会议，反复讨论会谈方案，并对尼克松、基辛格的政治观点、个人历史、家庭生活，乃至爱好习惯都作了研究。周恩来还特地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观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

7 月 9 日，北京时间中午 12 点 25 分，一架巴航波音 707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郊区的甫苑机场。经过一番精心安排，基辛格及他的随行人员洛德等，躲过了记者们的视线，终于神秘地踏上了中国的国土。

周恩来派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即将出使加拿大的黄华、外交部礼宾司代司长韩叙和翻译冀朝铸到机场迎候基辛格一行。

中美双方官员的表情是严肃的、拘谨的，气氛也是冷峻的，握手也是例行公事式的。跟随基辛格左右的美国特工更是如临大敌。

基辛格忧虑重重，玳瑁宽边眼镜后的脸上肌肉紧张得没有一丝笑容。想到即将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基辛格更是觉得心里空洞洞没有底。尽管事前对中国人作了诸多研究，但还是感到那是纸上的材料，对他们还是不知深浅、莫测高深。周恩来是个怎样的人？他会不会因为 1954 年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

拒绝与他握手而报复？也许开始就是一顿拍桌子的痛骂！

基辛格感到肩负重任，又觉得吉凶难卜。他机械地钻进了大红旗轿车。基辛格的特别助理洛德在一旁悄悄地提醒说：“头儿，你太紧张了。” 大红旗轿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向钓鱼台国宾馆。一路无阻。基辛格被当作

贵宾，安排住在 5 号楼。下午 4 点半，周恩来到了基辛格下榻处。这是极不寻常的礼遇。一般情况下，政府首脑是不会登门拜访来客的，尤其是一位不是政府首脑的客人。基辛格连忙招呼他的随员到客厅门口迎候。基辛格等人在屏风前排成一行，对中国的神秘感使他们在即将见到中国领袖人物之前显得紧张和拘束。轿车悄然驶到了 5 号楼门口，周恩来走下车来。基辛格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对他第一眼看到的周恩来作了这样的描绘：“他脸容瘦削， 颇带憔悴，但神彩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制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基辛格还未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把手伸了出去，动作有点夸张。周恩来会意地微笑了。他伸出右手和基辛格友好地握手，眼睛注视着基辛格， 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二十几年来第一次握手。”基辛格也笑了笑： “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报道的握手。要不全世界都要震惊。” 接着，基辛格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理查德·斯迈泽。”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 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温斯顿·洛德。”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晃了晃：“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 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还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起了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 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啊？”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基辛格一行紧张拘束的神态很快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所感染。

鉴于基辛格只能在北京呆 48 个小时，双方都想到要抓紧时间，见面后， 立即进入会议室开始会谈。

隔着一张铺着深绿台布的长桌，周恩来和基辛格相对而坐。在周恩来两旁的是叶剑英、黄华、章文晋、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冀朝铸。在基辛格两旁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

洛德将一本花了许多心血准备的材料汇编摆在了基辛格的面前。

周恩来只掏出一张纸放在茶杯边。基辛格用余光扫一眼，只见纸上只写着几行字，猜想大约是讨论的提要。

为了减缓自己的紧张情绪，基辛格首先对中国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并说：“我也希望以同样的热情在美国招待周总理。”

“我没有去过美国，也没有到过西半球，但是我们是在同一时候工作， 你们在白天，我则在晚上。”周恩来回答得自然大方，既来说去，也未说不去，他接着又说：“按中国的习惯，请客人先讲。”

基辛格打开面前那本厚厚的材料汇编，十分谨慎而机械地念了起来。周恩来等静静地耐心听着。

在哈佛大学磨练过口才的基辛格自己也感觉到这样照本宣科太枯燥。他硬着头皮把开场白念完，然后，索性丢开讲稿，要在周恩来面前显示一下自

己的口才。他说：“今天全球的趋势使我们相遇在这里。现实把我们带到一起，现实也会决定我们的未来。我们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到你们这个美丽而神秘的国家。”

周恩来摆了摆手：“不，不，并不神秘，熟悉了就不神秘了。”

接着，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给了他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访华日期及准备工作；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然后，基辛格谈了七个问题。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他从撤军问题谈起，着重强调：（一）美国政府拟在印支战争结束后撤走三分之二的驻台美军，并准备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减少在台湾余留的军事力量；（二）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但希望台湾问题能和平解决；（三）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支持台湾独立；

（四）美国不再指责和孤立中国，美国将在联合国支侍恢复中国的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

在谈到印支问题时，基辛格说，保证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他们准备制定一个从越南和印支撤走武装力量的时间表，但希望得到一个维护他们体面和自尊的解决办法。

基辛格发言告一段落后，已到了晚餐的时间。周恩来提议先吃饭。 “交谈嘛，何必照着本子念呢？”周恩来站起身来，善意地朝基辛格笑

了笑。

“我在哈佛教了那么多年书，还从未用过讲稿，最多拟个提纲。可这次不同，对周总理我念稿子部跟不上，不念槁子就更跟不上了。”基辛格腼腆地说。

气氛一下子缓和了。基辛格和他的助手们轻松地交换了一下眼光。他们一直为台湾问题担心，担心会吵架敲桌子而谈崩。正如后来基辛格对黄华所说的：总统跟我不止一次地设想我们会谈的情景，以为你们会大声拍桌子叫喊着打倒美帝，勒令我们立即滚出台湾、滚出东南亚，不然就不能坐下来谈判。”

晚餐是丰盛而精美的。基辛格还没有见过如此丰盛精美的宴席。他和他的助手们经不住诱惑，抛开斯文，吃了个酣畅淋漓。

饭后继续会谈。周恩来针对基辛格提到的问题，用简短的时间，坦率地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然后话锋一转，谈到了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演说。

周恩来说：“我是大致赞成尼克松总统 7 月 6 日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观点的。总统讲到当今世界存在‘五极’。”

“堪萨斯城？五极？”基辛格愕然。他只知道尼克松过去多次与他商量过中、美、苏三极即“大三角”的说法。他并不知道，7 月 6 日，当他在印度新德里时，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了一番关于“五极世界”的重要讲话。而且，基辛格怎么也没想到，在 7 月 7 日、8 日两天还给他打来过电讯的尼

克松竟忘了把这样一番重要讲话告知他。故此，基辛格对尼克松 7 月 6 日演说一事及其内容，一无所知。倒是周恩来先提了出来，这下子使基卒格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基辛格的助手们也面面相觑。他们都在暗暗为基辛格着急。

周恩来敏锐地感觉到了基辛格对尼克松的堪萨斯城演说一无所知。他巧妙地替基辛格掩饰说：“你们可能在路上没看到总统的讲话。”

基辛格只得尴尬地点了点头。

周恩来热情地为基辛格介绍尼克松的演说观点。他说：“尼克松总统声

明，本届政府‘务必首先采取步骤，结束大陆中国与世界社会隔绝的状态’。他预见到世界上将出现‘五个超级经济大国’美国、西欧、日本、苏联和中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将决定当代和平的结构。我们赞同你们总统的观点，却不赞同给中国戴上‘超级大国’的帽子，也不参与大国的这场比赛。”

周恩来无意利用对方不利境地的真诚态度使基辛格及他的助手们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第二天早餐时，周恩来以他特有的风度，派人将尼克松在堪萨斯城演讲的英文稿连同早餐一起送到了基辛格的面前。英文稿上还留有周恩来的亲笔注明：“阅后送还，仅此一份。”基辛格非常感动。他对他的助手们说：“我看换了赫鲁晓夫，早就借此搞小动作了。”基辛格对周恩来的信任与敬佩， 就在这一些细小的细节中开始形成。在第一次会谈中，周恩来侧重于把时间花在那些能增进相互了解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务虚问题上。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那些深入透彻的言谈，使会谈不像一场严肃的政治会谈，而更像两位朋友在进行一场关于政治、哲学的坦诚对话。基辛格后来回忆说：“我们各自陈述对世界事务的观点，态度之坦率，即使在盟友之间也是很少能做到的， 而内容之深刻，只有在一位伟人面前才会经历得到。”第一次会谈结束后， 周恩来立即去向毛泽东汇报。7 月 10 日下午 4 点，在基辛格一行游览了故宫后，周恩来和基辛格的会谈继续进行。这次会谈的地点轮换至人民大会堂。在这次会谈中，各方摆出自己的观点。由于分歧十分严重，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在台湾问题、越南问题、亚洲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双方的观点尖锐对立。在这关节眼上，周恩来说：“我们如不先去吃饭，烤鸭就要凉了。”宴席上，周恩来把话题转到了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叙当时的情景的：“午餐过后，周恩来把话题转到文化大革命。我委婉地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周恩来继续说下去，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打交道，了解这出戏是有关键意义的。他的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国既害怕官僚主义化又害怕过分狂热的思想感情，在这两者之间疑虑重重。他描述了那种在单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所处的困难，它一旦遇到许多种不同的思想派别纷争于街头，就会使 50 年来的斗争成果陷入危机。他再一次讲到他有两天时间被红卫兵围在办公室里⋯⋯现在回想起来，我还不大明白，周恩来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除非他想要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与文化革命无关，或者想说明这场革命已经成为过去。”

我们今天也不便去猜测周恩来为什么在这种场合下对基辛格谈论“文化大革命”。但是，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周恩来对基辛格谈“文化大革命” 并不是无目的的。也许，周恩来是在向基辛格暗示，对中国外交上有时表现的一些极左言论要给予理解。不要去斤斤计较一些字面上的“骂”，要去抓住行动上的实质。

接着，周恩来和蔼地建议，尼克松总统可于 1972 年夏天来访问。基辛格说，1972 年夏天离总统大选的日子太近，可能引起误会。周恩来充分体谅尼克松的难处，建议改在 1972 年春天。

基辛格赞同这个日子。不过他说总统访问必须经过周密的准备，包括会谈议程、新闻和电视报道以及安全保卫工作。

周恩来表示这些可以讨论，双方确定晚间 10 点以后再会晤，讨论关于这次基辛格访华的联合公告问题。

在讨论公告时，双方对公告稿有争议，主要有三处：一是尼克松来华访问是谁主动提出的；二是会谈要讨论哪些问题；三是来访的适当时间。原稿中对第一点说是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邀请。基辛格不同意，说这样写让人看了像个旅游者。周恩来考虑，如果说尼克松要求来访，我们才邀请，他们的面子难看，于是建议改成“获悉”尼克松要来访，我们邀请，这样，就避免了谁是主动的问题。对会谈要讨论的问题，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不只是讨论台湾问题。关于来访的时间，改为 5 月之前，不说具体日期，以便灵活安排。

修改后的公告稿，基辛格看了很满意，认为中方设身处地考虑了美国方面的意见，同他们的要求非常接近。他马上表示同意，并在接受邀请前加上了“愉快地”一词。

周恩来说：这个公告的发表，将会震动世界。

之后，周恩来又与基辛格讨论了今后中美双方联系的地点。双方都赞成定在法国巴黎，由尼克松信任的美国驻法使馆武官沃尔特将军和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接头。周恩来还说：有时，我们不妨继续利用巴基斯坦这个渠道。中国有句古语，不能过河拆桥。

基辛格再次被周恩来的这种真诚人格所打动。

基辛格在北京只呆了 48 个小时，先后同周恩来会谈了 17 个小时。

7 月 11 日午饭后，基辛格一行乘巴航离开北京再绕道巴基斯坦回美国。在伊斯兰堡机场，前来迎接基辛格的巴基斯坦外长舒尔坦说：“基辛格去的时候忧心忡忡，回来时喜气洋洋，前后相比简直像两个人。”

的确是这样。基辛格对他这次密访中国非常满意。他自己说，这次他是“带着希望而来带着友谊而去”，访问成果“超过了他原来的期望，圆满地完成了他们的秘密使命”。

这次中国秘密之行，给基辛格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当属周恩来了。回到白宫，基辛格在尼克松住的那幢西班牙别墅最高层的小书房里大谈周恩来。

基辛格说：周恩来的谈判本领会令你感到吃惊。在我打过交道的最令人钦佩的外国政治家中，周恩来同戴高乐完全不同。

基辛格还懊悔不已地对尼克松说：“我们真荒唐，怎么能设想周恩来会狠狠敲桌子大骂呢？”事后，尼克松写道：使基辛格印象最深的是周恩来， 他们在一起会谈和闲聊了 17 个小时。基辛格发现他对哲学的泛论、历史的分析、策略的试探和轻快的巧辩无不应用自如。他对事实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情况的了解，十分惊人。基辛格却很少在背后这样夸赞过别人。我同周见面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谈判后，就明白了为什么基辛格对周的评价是如此异乎寻常的赞美有加。基辛格自己在回忆录中对周恩来也作了长篇评述。的确， 周恩来给基辛格留下的深刻印象不光是政治家的大度、机敏与难得的真诚， 而且还有普通人的细腻的情怀。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周恩来在待人方面也特别体贴照顾。我的下级人员生病的时候，他亲自前去探望。尽管我们的级别不同，他却不拘礼仪，坚持会谈一定要在我住的宾馆和人民大会堂两地轮流进行。这样他来拜访我的机会和我去拜访他的机会就同样多。”

“简而言之，我生平所遇到的两三个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人中，周恩来是其中之一。他温文儒雅，耐心无尽，聪慧过人，机巧敏捷。他在我们讨论之际，轻而易举地就点破了我们新关系的实质，似乎除此之外别无明智的选

择。”

1971 年 7 月 15 日，一个世界瞩目的日子，它将以一个世界的转折点而载入世界外交史。

几乎在同一时刻，中美各自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公告。公告全文如下：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 1971 年7

月 9 日至 11 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

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 5 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稍有不同的是，在美国，是由尼克松亲自在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向全国听众宣读公告，并作了阐释。而在中国，是通过新华社全文播发，《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刊登了这一公告，但没任何阐述。

这个公告的播发，对于整个世界来说，犹如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全世界都震惊了！几乎所有的电波都在载送这个消息，几乎所有的语言都在谈论这个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