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桌上，富尔步步为营，周恩来稳扎稳打，灵活变通，中法达成默契

就富尔个人来说，他认为在对华关系上玩弄“两个中国”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法国政府没有理由奉行这一对中国不友好的政策。

然而，当富尔作为戴高乐的特使代表法国政府访华与我国进行建交问题的谈判时，他却在台湾问题上采取含含糊糊的态度，实际上是企图以变相的“两个中国”方案为筹码，同中国讨价还价。

因此，在和平的谈判形式和轻松的谈判气氛的表象背后，存在着一场坚决反对“两个中国”的尖锐斗争。

10 月 23 日，富尔抵京的第二天上午，周恩来在西花厅同富尔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张奚若、谢黎在一旁陪见。

“很高兴再一次见到阁下。”周恩来精神饱满，微笑着与富尔握手。 “已经 6 年多了，总理一点也不见老。”富尔端详着修饰整齐、风度翩

翩的周恩来，又问：“总理到过巴黎？” “是的，那是 40 多年前的事了。”

“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富尔的这句话意味深长。短暂的寒暄后，谈话转入实质性内容。

富尔说：法国元首戴高乐将军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会谈。他认为，像我们这样两个大国的领导人现在还不能进行会谈是不正常的，因此，戴高乐将军要我来中国，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他认为，我这次访华的使命不宜公开，这并不是想掩盖他对中国的感情，而是因为一旦公开出去，报界就会大做文章，那就不能安安静静地深入讨论问题。不过，此次访华还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戴高尔将军有一封亲笔信给我，信中授权我代表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

富尔当场把信的内容念了一遍，并把信交给了周恩来，说：“你们可以留下看一看，过两天再给我。”

富尔此举，是想让中国方面把信的原件拿回去翻拍下来，作个证明，同时，也是表示一种诚意。

周恩来明白富尔的意思。他接过富尔递过来的信，看了看，随即又把信递回给了富尔，说：从戴高乐将军的信中可以看出，法国很注意如何增进中法两国的关系。我们一向有这种愿望。阁下上次来华时，我已谈过这个问题，但是，当时觉得时机尚未成熟，我们愿意等待。

周恩来对戴高乐将军在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方面所采取的一些行动表示赞赏。他说：这几年，戴高乐将军当政，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方面采取了勇敢的步骤。有些大国可能不高兴，我们觉得，一个国家应该如此，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因为一个国家的事务只能由这个国家自己解决。

富尔很注意地听着并揣摩周恩来的每一句话。他明白自己这次所担负的使命重大，而戴高乐给他的时间只有两个星期。两个星期内要使相互隔绝了十几年的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达成正式建交协议，这在世界外交史上的确是史无前例的。好在富尔面对的是一个注重诚意的大国和一个闻名世界的

外交巨擘。

在一番法国很重视独立政策的表白后，富尔迫不及待但又是姿态高悬地提出中法建交议题。他说：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保持同蒋介石的关系。我们一致认为这是不正常的，而且产生了很多问题。我不愿意像一个商人来谈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提出来，因为目前的局面对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但是这种局面是不正常的，是奇怪的，因此，我们愿意同你们交换意见。希望总理考虑我提的问题，会谈的方式也请总理决定。

周恩来充分地理解法兰西民族的“自尊”。他接过富尔的话说：我了解你的意思。可以不只谈一次，可以谈几次，自由交换各种意见。除了你要我考虑的问题外，今天我想问一个问题，中法建立正式关系，法国同台湾的关系是一个困难。我想了解一下，除了这个困难，还有什么困难。

周恩来提这个问题是试探法国同中国建交是否要看美国的脸色，因为法国政府过去曾经表示，承认中国要经过国际协商，要西方一致。实际上是要服从于美国的指挥棒。

对此，富尔爽快地回答说：法国奉行独立政策，不需征求苏、美的意见，自己可以作出决定。我认为总统这种决定是勇敢的，因为这有可能要受到苏、美的指责。

但富尔同时又表示：在戴高乐将军采取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时，中国方面也不要强加使他不愉快或有失体面的条件。

周恩来也明确了我方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很清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像英国、荷兰，双方都不大愉快。英、荷承认中国 13 年，但同中国一直是半建交的关系，没有互派大使。因为英、荷一方面承认新中国，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支持蒋介石集团，这使双方都不愉快，与其如此，不如等待，这是第一点。第二，如果法国认为采取勇敢的行动，断绝同蒋帮的关系，同中国建交的时机已到，我们欢迎这种决心，也愿意同法国建交，直截了当交换大使，这是友谊的表现，而不是交易。

对周恩来表明的这两点，富尔表示：第一点不成问题，法国不会采取拖泥带水的办法，要么交换大使，要么维持现状。但对第二点，即同台湾断绝关系，富尔采取含糊的态度，他一方面说，法国不迁就“两个中国”的主张；另一方面又说，台湾则是个微妙的问题，对法国来说，同台湾断绝一切关系有困难。因为戴高乐将军没有忘记战时同蒋介石站在一边，不愿突然切断关系。

“这就困难了。”在原则问题上，周恩来决不迁就和退让，他严正指出： “蒋介石集团是被中国人民推翻和赶走的，这是中国人民的意志表现的结果。首都在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全国人民选择的，并且已经存在 14 年了。而蒋帮之所以能留在台湾，完全是由于美国的庇护和对我国内政的干涉。这一点全世界人民都清楚。”

“不能把个人关系掺杂到国家关系中来。”周恩来缓了缓语气。接着，又借对方引喻：“如果法国处在中国的地位，将如何考虑这个问题呢？现在法国政府是戴高乐将军领导的，如果外国势力在法国本土以外扶植一个反戴高乐将军的傀儡政权，说这是法国政府，法国对此采取什么态度呢？举一个更可笑的设想。皮杜尔是反对戴高乐的，如果他在外国势力扶植下成立流亡政府，中国是否能因为一度与他有关系，不承认法国现政府，而承认这个流

亡政府或者两个都承认。你一定说这个设想很可笑，法国是一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和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中国也是这样一个国家。何况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势力侵略一百多年的国家，现在美国还占领着台湾，欺侮和干涉我们。”最后，周恩来斩钉截铁地告诉富尔：“不解决对台湾的关系问题，中法

不可能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那只好建立非正式的关系。”

听了周恩来这番坚定明确而又入情入理的话，富尔的口气不得不软下来。他连忙表示：要找前进的办法，不要先前进一步，又后退一步。这些问题可以研究，可以研究各种方案。

富尔还说：戴高乐没有授权我表示对台湾问题的态度，但我想征求你们的意见，中法建交后，可否在台湾保留一个人，降低级别。

“这不可能。”周恩来一句话顶了回去，“英国承认中国政府为惟一的合法代表，在英国没有蒋介石的代表，但英国在台湾有领事，有联合国支持蒋介石，所以造成目前的半建交状况。如果法国也采取同样的办法，对双方都不愉快。”

“你们提出的理由都对，困难的是这种情况已经延续了 13 年。”富尔一

脸苦相，“法国在 13 年前就犯了一次错误，我个人很愿意承认这次错误，但作为一个大国，很难承认这种错误。我愿意同你们共同找出一个办法，使法国不致对过去的错误表示忏悔。”

富尔说的法国在 13 年前犯了一次错误是指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同台湾保持了关系。

会谈到这个程度，双方都了解了各自的想法、立场。周恩来也基本摸清了法方的意图，他提议第一次会谈就此结束。

10 月 25 日，周恩来在西花厅与富尔举行了第二次会谈。

这次会谈一开始，富尔就以先入为主的办法，提出了对华建交的三个方案。这三个方案的具体内容是：

（一）无条件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中国，中国表示同意。

（二）有条件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表示愿意承认中国，中国提出接受承认的条件。

（三）延期承认方案，即法国政府对中国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认，但两国间形成特殊关系局面。

富尔对这三个方案作了解释，并说：戴高乐希望能争取立即实现第一方案，如果戴高乐主动承认中国，而中国提出先决条件，这对他将是不愉快的。

第一方案的实质在于：它试图避开法国公开正式声明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而想以法国政府自以为冠冕堂皇的无条件承认方式绕开这个矛盾。

显然，富尔是想以“含糊战术”来达其一箭四雕之目的。

但是，富尔也知道，中国方面在原则问题上是不会作出让步的，所以又准备了第二方案，留下可进可退的机动余地。至于第三方案，富尔只是提提而已，根本无意采取。

周恩来的一生与各种各样的人物进行过交往与谈判。长期的谈判生涯使他成为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杰出谈判专家，富尔的意图，周恩来岂能不明白！

为了不给富尔更多的含糊余地，周恩来采取一点一点明确的方法。他说：为了使双方的愿望有更明确的基础，我提出三个问题向阁下解释。第一，双方都愿意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这一点是肯定的。第二，法国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有另外一个中国，戴高乐是否也是这样认为？

富尔说：戴高乐也是这种想法。但是保留台湾这一点，需要进一步得到情况。

富尔的最后一句话，含有把台湾划出中国版图之外单独成为一个国家的伏笔。

周恩来听话听音，他脸色顿时严肃起来：台湾保留是什么意思？是指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省，但由于目前还在蒋介石手中，这样一个复杂问题需要有些时间和手续来处理呢，还是指台湾地位未定？

富尔推托说：戴高乐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明确的指示。 “你的看法如何？” “作为戴高乐的代表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明确表示意见，因为我没得到指

示，但我个人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省。戴高乐不管这一问题，他所管的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关键问题上，富尔又施展起含糊战术来了。

周恩来毫不放松：“如果这一问题解决了，下一问题就可以讨论。现在要明确这一点，戴高乐是否还不明确台湾的地位？周恩来没有说出口的话是：如果戴高乐还不明确台湾的地位，还幻想有朝一日搞台湾共和国，这比搞“两个中国”更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如此，中法建交断不可能。

富尔不得不放弃台湾地位未定的想法回到周恩来提出的问题上来，他说：不是戴高乐不明确台湾的地位，戴高乐要我来了解你们的看法。

“我们的看法我和陈毅元帅都说了，很明确，也就是我要说的第三点，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在这一问题上，法国无意承认两个中国，是不是这样？”

“是的，法国只承认有一个中国。” “好，这一点肯定了，那么‘中华民国’从客观上说就不存在了。台湾

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应该肯定。”周恩来紧接着说。 “戴高乐想要了解的是在承认了中国的同时，是否能不完全割断同台湾

的关系。这样做不是为了便于美国制造‘台湾共和国’，完全是出于方便的考虑。既然你们的答复是要法国完全割断同台湾的关系，我可以把这一意见转告戴高乐。他没有要我拒绝，也没有要我接受。”富尔似乎在为他以前的“模糊”作解释，同时，在台湾问题上也打上了一个“活结”。

“了解你的立场”，周恩来说，“但我还是要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以便你回去报告戴高乐将军时把事情弄得更明确。我所要谈的第三点关于台湾问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为台湾地位未定，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这会引导到美国阴谋制造‘台湾共和国’这条道路上去。另一种情况是作为一个复杂问题，台湾、法国互相设有领事馆，为了摆脱这样一种关系，需要通过一些手续，从礼遇上说，不使得台湾代表太难堪，也不使戴高乐为难。这是个手续问题。”

富尔连连点头。 “如果认为台湾地位未定，这对两国建交是个很大障碍。如果属于第二

种情况，我们想些办法如何摆脱，这可以研究。”在明确了法国政府承诺不搞“两个中国”和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这两点后，周恩来也不失时机地退了一步。

谈判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周恩来的手中。

富尔又露了一点口风：戴高乐说目前同中国的相处情况应该结束了，派我来同你们接触。他说，你自己去看、去谈了以后再说。我想，他不会像你

们那样对台湾问题这样重视。我已知道的是现在要缩减在台湾的外交机构，也即试图摆脱这样一种关系，但是，必须先了解情况后再进行摆脱。这一点总理是否清楚了。

“清楚了，希望你把我们的态度转告给戴高乐将军。”

不知不觉中，会谈已进行了近 4 个小时，中南海里，早已是灯光一片。周恩来站起来，邀富尔共进晚餐。

席间，周恩来对富尔说：“我刚才讲的三点，第一、第二两点是肯定下来了，第三点是接近了。这点如果解决得好，可使第二点更加肯定。解决得不好，会影响第二点。”

周恩来还谈到了柬埔寨承认新中国时的情况，说：“西哈努克宣布承认我们，蒋介石集团的领事就走了。”

富尔说：“这是一个先例。” “因此，要事先达成默契，确实只承认一个中国，无意将台湾搞成第二

个中国或‘独立国’，这样迟早能找到解决办法。” 说罢，周恩来和富尔同时举杯。

为了使双方有充足的时间来考虑、商量并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25 日会谈后，双方好几天没有接触。趁此空隙，周恩来安排富尔参观了山西大同等地，并指示各地热情接待。

周恩来也在积极思考如何促成中法建交的迅速实现。

经过前几次与富尔的会谈，法国政府的态度已基本明确了。法国表示不支持“两个中国”的主张，也无意于搞“台湾共和国”，从法国政府以往的态度来看，这应当还是可信的。法国政府虽然与台湾有外交关系，但长期以来关系一直比较冷淡。法国在台湾的外交机构仅维持代办级规格。

1959 年，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讨论“西藏问题”提案时，法国投了弃权票，这与英、美的立场截然不同。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法国与美、英态度也不同，没有公开攻击中国。况且，这次法国是真心想同我国建交，以打击美国。那么，现在中法双方剩下的分歧就是在两个问题上。

一是承认中国是否附加条件的问题。戴高乐认为他承认新中国不能有附加条件。如果戴高乐无意搞“两个中国”，那这个附加条件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戴高乐照顾法国政府的面子问题，没有多少实质意义。这样，我方就可以灵活变通一下，即不再要求法方以书面形式声明它的“两个中国”的立场，而由我单方面在照会中予以申明，法方以实际行动默认的方式加以肯定就可以。

第二个分歧就是断交建交谁先谁后的问题。法方一再要求先同中国建交而后再同台湾断交，并声明这不是从政治上考虑，而仅仅是出于礼遇问题，即戴高乐不好主动驱逐蒋介石驻法代表。根据当时法台关系的实际情况，要法国政府主动驱逐台湾的驻法代表，的确有些困难。只能寄希望于自动断交比较现实，即法国宣布同中国建交后，台湾驻法代表自动撤离，法国也相应召回它驻台湾的外交代表。

思前想后，反复权衡，周恩来决定在手续程序的问题上作适当的让步和灵活变通。他酝酿了一个新的方案，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方案。

作为一个成熟的外交家，周恩来不仅表现在勇于和善于坚持原则，而且还表现在勇于和善于进行退让和妥协，尤其表现在能够准确地把握退让妥协的时机、场合和分寸。只讲斗争不讲妥协，其结果往往是使谈判陷于僵局甚

至破裂；只讲妥协而丧失原则，其结果可能导致外交失利，甚至丧权辱国。周恩来恰恰在这些具有决策性意义的关键时刻表现出雍容大度和超群的外交才智。

月 31 日下午 5 时，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15
号楼，周恩来与富尔的又一次会谈开始了。

会谈一开始就直入正题。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认真研究了阁下提出的三个方案。基于中法双方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改善中法两国关系的积极愿望，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积极地，有步骤地建交方案。周恩来对这个方案作了解释。他说，方案分三个步骤。第一步骤，即富尔提出的法国通过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建议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和互换大使。中国政府接到上述照会后复照表示愿意建交和互换大使，并在照会中申明我们认为法国政府采取这一行动意味着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和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第二步骤，中法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来往照会，在照会公布以后，双方派出筹备建馆人员主动去对方建馆。

第三步骤，上述两个步骤做出后，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蒋介石驻法代表看到照会后会主动撤走，这样，法国也应相应撤回台湾的外交代表及机构。二是蒋介石驻法代表赖在法国不走，法国政府不把他作为外交官员看待，只作为普通侨民看待；同时，法国相应撤回它驻台湾的外交代表，不降级保留任何代表。如果出现上面两种情况，中法双方立即可派出大使，完成全部建交步骤。第三种情况是，蒋介石驻法代表赖在法国不走，法国政府仍将他作为外交代表看待，同时法国把它在台湾的代表降级后仍用为外交代表存在。这样，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两个中国”的出现。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政府将不得不中断同法国的建交步骤。

周恩来提出的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在关于是否附加条件的问题上略为变通了一下，即没有要求法方公开声明对“两个中国”的立场，而以我单方面照会申明、法方默认的方式代替。但在断交建交谁先谁后的问题上，还留有余地。

让步也要有步骤。周恩来不会一下迈出两步，他先迈出一步，然后要看看富尔的反应。

果然，富尔对周恩来在附加条件上的变通表示了愿意靠近的兴趣。他说：经过研究，法方把有条件的承认变为附加解释的承认。戴高乐需要了解中国对承认是怎样解释的。你们的解释完全符合国际法，主权是不可分割的，法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能承认两个中国。我可以向戴高乐报告，中国的解释不是条件，而是国际法的实施。

富尔也让了一步。

但是，对方案中要求法国与台湾完全断绝关系后才答应互派大使这一点，富尔仍面有难色。

他说：如果蒋介石自动断交，那问题很简单。如果蒋介石不动，戴高乐也不会自己采取驱蒋步骤，这是他的立场。这不是要承认“两个中国”或帮助美国关于台湾地位的活动，而是形式问题，礼遇问题。蒋不走，戴高乐也不采取驱逐措施，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事实上，法驻台代办和台湾驻法代

办仍存在，但他们的地位不可能是外交地位。台湾代表如果到法国外交部去，说他代表“中华民国”，我们的回答是：不可能。

富尔的这种设想，周恩来早已考虑到了。只要法国政府坚持不承认台湾驻法代表的外交身份，不承认他代表“中华民国”，在断交的程序和方式上采取模糊的办法，是可行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一去，台湾的驻法代表会因得不到外交身份的承认而感到难堪，最终导致自动断交。

周恩来问：如果台湾驻法代表走了，法国理所当然地要相应召回它在台湾的代表。

富尔承诺：当然。 “我们的大使去了，如果外交部请客，台湾的代表请不请？”周恩来考

虑问题周到细致。 “我也在想，但不能作为中国代表请他，”富尔笑了笑，“有可能有好

多人可怜他，外交部的人认识他，有人会请他吃饭。” “只要原则定了，那方法上完全可以灵活。”周恩来心中暗自想道，但

他对富尔表示：“还得与党和政府说一说，到上海再回答你。” 当时，毛泽东在上海。富尔也将去上海见毛泽东。

月 1 日晚 9 时，上海和平饭店。周恩来与富尔继续进行会谈。

会谈一开始，周恩来根据双方愿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愿望，提出了一个新的直接建交的方案，这一方案包括下列内容：

法国政府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并建议中法两国立即建交，互派大使。
中国政府复照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愿意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双方相约同时发表上述照会，并立即建馆，互派大使。

中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这一公开行动，是由于中法双方（周恩来总理与富尔先生）根据富尔先生转达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不支持制造“两个中国” 的立场，对下列三点达成默契：

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

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它驻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

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周恩来宣读完这一方案后，问富尔：你现在还有没有困难？

对这样一个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灵活性，既合情又合理的方案，富尔觉得难以提出任何异议了。他说：我觉得这个方式好，没有反对意见。我是受委托来的，有权利答复。但还要经过总统批准。

接下来的气氛就活跃多了。

周恩来说：你不是正式的全权代表，不能要求你给予正式答复。实质上是双方把不同意见都排除了，达成一致，可能比正式全权代表更有效，因为是把双方所要解决的问题都谈了，双方立场彼此都清楚了。

“我完全同意，要中国作出其他的让步是不合理的。现在可以说是到了该结束我们谈判的时候了。如果戴高乐同意，只要实施就行了。如果他在实质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我没有必要再来一次谈判，我自己也不愿干了。”说

到这里，富尔耸肩扬手笑了笑，继续说道： “我相信总统会同意的，因为我认为你的方案是正确的，形式也是很好

的。你们明确一下（指达成的三点默契）有好处，但又不是一个条件，而是你们的一个声明。事实上，你把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融合在一起了。不是无条件建交，也不是有条件建交，是附加解释的承认。”

此时，富尔已沉迷于品评周恩来高超的谈判艺术。

周恩来笑了笑：就这样吧，我们把不一致的意见排除了，从共同的愿望出发达成了协议。上次你说要看我们的，以后就看你的了。

“我将尽力而为。”富尔站了起来，准备告辞，大厅内的时针已指向 22 点。

“我们马上准备一个文件给你，明天毛泽东主席要接见你，中午两位上海市长请你和夫人吃饭，一位是前任市长陈毅元帅，一位是现任市长。”周恩来告知富尔。

“你们没有‘两个中国’，倒有两个市长。”富尔这句法国式的幽默把周恩来和在场的人都逗得哈哈大笑。

11 月 2 日凌晨，中方将直接建交方案以“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的形式

交给富尔。上午 11 时，周恩来与富尔在和平饭店就这个方案进行最后的敲定。除文字上的几处修改外，富尔还提出把第二点默契中的“不再支持所谓 ‘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这一句去掉。他认为前一句已说清楚了。周恩来坚持要把这个意思写进去，但答应在措辞上可以变换一下。经过

双方协商，最后，“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这一句改为“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大的方案定下来了，剩下建交的具体事宜双方将派代表在瑞士洽谈。1964 年 1 月 27 日，中法两国发表联合公报，正式宣布建立外交关系，

并在三个月内任命大使。与此同时，根据双方事先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 28 日奉命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立协议的。按照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当局灰溜溜地撤走了它驻法国的“大使馆”。

法国是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对我国来说，这是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大突破，其政治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过了两国本身的范围，这对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中法建交后，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葡萄牙等西方国家相继表示愿意同我国讨论建交问题。一直摇摆不定的英国也不得不考虑在对华关系上迈出实质性的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