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管家”的忧虑与心血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犹如潘多拉把打开了的魔盒投放到中国大地， 疯狂、妒嫉、窝里斗等人类所有的劣根都倾巢而出，肆虐着中国大陆的每一撮泥土，撩拨得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神志不清、上窜下跳、狂呼乱喊、胡砸乱打⋯⋯

1967 年 3 月 18 日，齐齐哈尔铁路局的一份报告转到了周恩来手中。报

告反映：局内派别众多，一个局就有 200 多个组织，经常打派仗，工作无人管；局内指挥不灵，调度员、扳道员随便不上班，十几台机车开不出去，有

人强调打破框框，砸烂规章制度，该拧闸的不拧闸，几次险些造成国际列车的碰撞周恩来心情沉重，心底泛起阵阵说不出滋味的难受。

狂热，使入迷失了理性，泯灭了良知。为了那种毫无任何真正价值的“革命”，“造反”，他们可以自己切断自己的生命线——铁路交通。

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作为主管全国经济建设的“总管家”，周恩来非常清楚铁路交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程度。别的姑且不说，单就当时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这两大特征看，就可想而知。北方的工业发展要靠南方肯区的粮食来支撑，南方的工业建设要靠北方的煤炭来保证。南粮北调和北煤南运，主要是通过铁路，仅南粮北调一项每年就达 100 亿斤，1965 年达 120 亿斤，如果南北铁路交通一旦中断，整个国民经济也将随之瘫痪。

不可想象，像北京、上海这样每天要靠从外地调运大量的生活、生产物资的大城市，中断一天的铁路交通会是个什么样子？！

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开始近一年来，周恩来在维系铁路交通方面没少费心血。

1966 年 8 月份全国红卫兵开始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大串连， 给我国本来就严重不足的铁路交通运输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据不完全统计，8 月份仅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外地学生就 212.4 万人次。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客运量的猛增，严重的超载使运输设施遭到破坏。对此，周恩来指示起草了对红卫兵运动进行限制的两个文件，强调要把铁路交通部门和重要站段当作“要害部门”，坚决保护。但遭到江青、康生等人的反对。

在欲以正式文件对运动进行限制、匡正的努力受挫后，周恩来又找到余秋里、谷牧，要求他们花大力气精心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说：“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量，然后，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

1966 年 10 月上旬，中央作出新部署，决定 10 月份再放手让学生串连一

个月，再闹几个回合。要求铁路运输部门按进出北京的学生各 150 万至 170 万人的计划安排运输力量。铁路部门非常为难。负责工交口的谷牧当即找到周恩来叫苦：“总理，上海等地都来电话告急，说交通运输情况很紧张，进出北京各 150 万人很难安排”。

周恩来又何尝不知铁道运输部门的难处？他对谷牧说：“你可以搞上、中、下三个方案，把每个方案的安排办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常委讨论决定。”稍顿，周恩来又深为焦虑他说：“多拉一些学生是有困难，但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周恩来的这种忧虑不久就被证明并非多余。

11 月 10 日，上海的造反派在“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操纵下， 以到北京向毛主席“告状”为名，置上海市委的命令不顾，到上海北站强行卧轨拦车，制造了京沪线大动脉中断 31 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极为愤慨。他当即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坚决顶住，决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行动。

凌晨 3 时，忧心如焚的周恩来毫无睡意，亲自拨通了上海陈丕显的电话： “丕显同志，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首先要整顿铁路秩序，上海一定不能

乱，南北铁路交通绝不能中断。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不是“黑帮”。电话那边的陈丕显深受鼓舞。

10 月下旬至 11 月初，周恩来又接连指示起草了《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的紧急通知》和《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通知》两个文件，要求铁路部门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全国各地的学生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串连，以保证必要的生产物资的运输。

此时此刻，周恩来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月后，上海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惊变，铁路交通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劫难也随之而来。

1967 年 1 月，上海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

如果说，红卫兵大串连的狂潮仅仅给铁路交通带来些影响，那么，随着1967 年 1 月上海“一月革命”而波及全国的夺权恶浪迭起，全国的铁路交通就近于瘫痪。

和其他部门一样，铁路交通运输部门的大批领导干部在甚嚣尘上的“夺权”声中被揪斗关押，铁道部部长吕正操被造反派揪走不知去向，各级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和半瘫痪；职工也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四处串连，停产闹革命；各铁路枢纽站段，武斗、派性迭起。全国许多铁路干线不时中断，待运的生产物资大量积压，连保证国民经济最低限度的运行都难以实现。

在这一片内乱的汪洋之中，周恩来竭尽全力，进行了一般人所难以承受、难以想象的抗争。他除了处理其他党政大事外，每天都要亲自看《铁路运输简报》，晚上找有关同志开会，了解全国铁路运输情况，研究对策，哪个地方交通中断，他就亲自打电话到哪里去追问，并频频找造反派组织苦口婆心地进行批评、劝说和教育，不分昼夜⋯⋯

——1 月 2 日，上海、蚌埠发生交通中断事故，周恩来召集全国铁路系

统 20 余个单位的在京代表谈话。他严肃地告诫：“铁路交通绝不能瘫痪，交通一刻也不能中断。中断铁路交通，不仅直接影响生产，也直接影响了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国际影响也不好。”会上，有代表问保证铁路畅通是不是不政治挂帅？周恩来说：“停车不只是对市委，是对国家、对毛主席。中断铁路交通的行为不是革命行动，保证铁路畅通也不能说是单纯的业务观点，业务里头有政治。”最后，周恩来希望铁路系统各单位联合起来成立一个联络委员会，写个呼吁书，维护交通畅通。

——1 月 10 日凌晨，周恩来把来自长春、齐齐哈尔、大连、广州、武汉等地铁路部门的职工召集到中南海小礼堂，就恢复铁路运输秩序和他们谈话。周恩来说：“工人离开工作岗位到北京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不革命。现在各地都叫造反派，大家丢开业务不管，这是要批判的。丢开业务闹革命，那革命不就落空了吗？现在吕正操部长被揪来揪去，我连部长都找不到了，我替吕正操当起了铁道部长，这种情况对铁道部不利。大家回去一定要说服出来串连的工人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把自己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搞好。”

——l 月 27 日晚 11 点至次日凌晨 7 点，周恩来在中南海会议厅接见铁路系统造反派，严厉批评了他们在夺权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并责令说： “要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昼夜值班，保证业务不中断，我每分钟打电话都要有人，铁路运输一时一刻也不能停下来。”

——2 月 1 日，中南海小礼堂。周恩来和铁道部部分造反派谈话时，对

他们无休止的派性武斗提出严正批评：“为什么不联合起来，再这样下去， 我要把铁道部门实行军事管理。我给你们开过七次大会，强调全国交通大动脉一刻也不能中断，你们就是不听，你们想，是一个单位重要，还是全国重要？是一个人重要，还是七亿人民重要？夺权，要在脑子里夺权，夺‘私’ 字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