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地生死搏斗

1967 年 2 月前后，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全面“夺权”的混乱时刻，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为捍卫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奋不顾身，大义凛然，在不同场合、用不同方式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批评，对江青、陈伯达等人乱党乱军的罪恶行径给予愤怒斥责。老一辈革命家的壮举，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党和人民向“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进行的一系列艰难斗争中的第一次大较量、大搏斗。这就是著名的“二月抗争”。2 月中旬，在周恩来同志主持、当时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参加的怀仁堂碰头会上，二月抗争达到了最高潮。

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怒火喷涌，拍案而起，同中央文革一伙阴谋家、野心家进行了全面摊牌，展开了尖锐斗争。

1967 年 2 月 13 日下午 3 时，中南海怀仁堂碰头会。像庄日一样，周恩来坐中间，一边坐着七位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另一边坐着陈伯达等中央文革成员一伙。两军对阵，十分鲜明。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首先站起来讲话。为党和国家命运感到无限焦虑的老帅，气愤地向坐在对面的陈伯达一伙，义正词严地说：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这锋利的投枪，击中一群小丑的痛处。他们一阵阴阳怪气，唧唧喳喳。坐在叶剑英同志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涂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

子，痛斥陈伯达一伙。 “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

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同志接着又质问他们说：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同志幽默地嘲弄陈伯达说： “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

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这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戳穿了林彪一伙篡党乱军的阴谋。围绕着这个

焦点，双方一直进行着斗争。三天之后⋯⋯

月 16 日下午 3 时，前来参加碰头会的谭震林同志，在门口碰到操纵上

海“一月夺权”黑风的张春桥。谭震林同志问他： “陈丕显同志来了吗？”

谭震林同志所以提出陈丕显同志来京的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同志连续在三个不同场合一再指示，要把各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

周恩来同志排除多方阻拦，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在当地被无理扣押着。陈丕显同志就是一个。张春桥听了，铁青着脸，打官腔说：

“群众不答应呵！” “群众？”谭震林同志严肃他说：“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 “党？党不管用了。”张春桥翘仰着脸：“在上海，科长以上干部统统

靠边站了！”

说得多轻巧！千万干部的命运就这样被他们决定了？一股怒火在谭震林同志胸中燃烧着，他激愤地指着张春桥：“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领导的呵！？”

谭震林同志一进屋，就再次提出陈丕显同志回京的问题。 “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

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 “四人帮”惯于打昔“群众”的招牌，把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

假借“群众”之手，推行他门的罪恶阴谋。谭震林同志见张春桥故意推脱，马上扫断他的话：“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须导，一大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谭震林同志激愤地接着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扫掉。 40 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谭震林同志谈到一些干部子女被冲击，他说：“高干子弟统统挨整，见高干子弟就揪，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谈到一些所谓造反派时，谭震林同志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1966 年 12 月初，农口决定一部分渔轮，轮流回港学习，抓革命、促生产。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因为没有经过中央文革，陈伯达就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谭震林同志说：“捕鱼问题连续逼我四次。说政治上造成很大影响，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有一点反对毛主席！”这时，负责公检法的谢富治插话说：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是保谭震林同志的。“我就是不让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说着谭震林同志愤怒地站起来，走着穿衣服，边走边说：“照这样，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周恩来同志要他回来，不要走！

陈毅同志也说：“不要走，要在里边斗争！”谭震林同志走了几步，转回身子，面向会场说：“陈老总，我，讲就不怕，怕就不讲，我哪也不走！”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陈毅、谭震林同志是并肩驰骋江南、华东的老战友。他们在风雨里，在炮火下，在一条战壕里，度过多少春秋！今天，他们和其他老同志，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战斗。

耿直、爽朗，襟怀坦白的陈毅同志接着发言。他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斥责说：“这些家伙上台，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挨整的还有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的吗？”

陈毅同志停一停又说：“我们一定要记取这个教训。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的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把班交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不是搞修正主义吗？”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陈老总就多次和他们进行斗争。当林彪一伙唆使一些人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刷大字标语，恶毒攻击朱德、贺龙等同志时，陈老总就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历史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叶剑英同志讲到党的传统，说：“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对犯有错误的干部，我们党向来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哪有随便打倒的道理？照这样，人身都不能保证，怎么做工作？”

看到许多单位发生残酷虐待老干部的事，余秋里同志拍着桌子，大声疾呼：“这样对待老干部，怎么行？照这样干法，我就不去！”

倒向林彪、“四人帮”的谢富治，妄图插话辩解。李先念同志驳斥他说： “你不要和稀泥！”接着，他愤怒谴责林彪一伙破坏党的传统，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法西斯罪行说：“我们党一贯强调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是好的。现在这样搞，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还要不要？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能是反革命吗？”

想到许多老干部被林彪一伙整残整死，谭震林同志又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跟前又有秘书，又有孩子，只能背地里流眼泪！”

谢富治插话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时，谭震林同志驳斥他： “我哭不是为自己，是为全体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我也哭过三次。”李先念同志说：“从《红旗》第 13 期社论斤始（社论号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全国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周恩来同志当即质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 康生假装不知，回答，“我没有看！”

周恩来同志气愤他说：“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你不叫我们看看！”

惯于耍阴谋的康生，当面撒谎欺骗大家。事实上，这篇煽动“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社论，不仅是他和陈伯达指使写的，而且写好后还经过他的亲自审查。

在碰头会上，我们尊敬的共产主义老战士，就这样同一伙叛徒、特务、阴谋家、野心家进行英勇战斗。老将们铿锵、锋利的语言，像锋利的匕首直刺林彪、“四人帮”的心脏，剔肤见骨地揭露了林彪一伙的罪恶，伸张了革命的正义，是代表全国人民对他们进行的审判和控诉！

在党的会议上，畅所欲言，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常合理的事情。可是，“恶人先告状”，就在 2 月 16 日的当天夜里，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根

据康生的指使，来到人民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

出于显而易见的目的，这份《记录》有许多歪曲、篡改、断章取义的地方，然后，他们就带着这份《记录》，来到中南海，用欺骗、夸大的手法，向毛泽东汇报。

张春桥歪曲陈毅同志的讲话，挑拨说，陈毅同志反对延安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一听反对延安整风运动，立时恼怒起来，气冲冲他说：“怎

么，难道延安整风错了吗？要想翻案吗？要把王明请回来吗？”

延安整风有很大成绩。整风期间，康生大搞逼供信，把革命同志当作“特务”批斗、抢救，伤害了许多好同志。碰头会上，陈毅同志根据文化大革命中绝大多数干部都被迫害的事实，联系历史的教训，提醒不要重复过去“左” 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情况。

陈毅同志仗义执言的讲话，正刺中了康生的痛处，像挖了他的祖坟，引起了他的宿仇。于是，他立即唆使张春桥等人，连夜向毛泽东同志汇报，故意扩大事态，挑起毛泽东同志的愤怒。

与康生的态度截然相反，主持碰头会的周恩来同志，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全党利益出发，则竭力使事态不要扩大。事过三天之后，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碰头会的情况。这就把惟恐天下不乱的林彪一伙，更加触怒了。

怀仁堂的会议室里，连日紧张举行会议。林彪一伙咆哮如雷，向敢于坚持党的原则的老一代革命家们，进行围攻批斗。

他们疯狂地叫嚷：“否定延安整风，就是反对毛主席！” “你们是不是想叫王明回来，恢复王明的投降路线吗？” “能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党的领导吗？毛主席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

攻击没有党的领导，就是反对毛主席！”

康生挥着手，气急败坏地叫嚷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妖里妖气，晃着脑袋：“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

“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

陈伯达阴阳怪气他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种种帽子、棍子，一齐向老帅们飞来。

在怀仁堂的会议室里，他们一连对李富春、叶剑英、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谭震林同志等老一代革命家，围攻批斗了半个多月。康生指着徐向前同志凶恶地叫嚣：“徐向前呀，军队不是你的。你有什么了不起呀！你要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想要反党吗？”

月 14 日，在林彪、陈伯达一伙操纵下，首都街头出现了 10
万学生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反击“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位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3 月 20 日，林彪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疯狂叫嚷，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这一斗争胜败，是决定中国走向何处去，决定中国命运，也决定影响整个人类命运。”他混淆黑白，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进一步煽动，把反击“二月逆流”推向全国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