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次重要讲话引来了赵丹的不同意见

夜访新侨饭店

1961 年 6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文化部同时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目的是贯彻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改进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并讨论文艺工作和电影创作的有关条例。这就是文艺界有名的“新侨会议”。

6 月 16 日这天晚上，周恩来谁也没有通知，就来到新侨饭店，走到楼梯口，碰巧遇上赵丹。一问才知道当晚全体代表观摩两部影片，而赵丹惦记着病在房间里的夫人黄宗英，看完一部片子便回来了。周恩来与赵丹早已是老朋友，便问：“都有谁在？”赵丹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周恩来听说黄宗英病了，亲切地对赵丹说：“走，我们看看去。”赵丹也不客气，一路嚷着把周恩来带到了黄宗英的房间：“宗英，快，快！总理来啦！总理来看你，看大家啦！”

周恩来笑声朗朗地进得屋来，端详着黄宗英那身打扮，觉得奇怪：素布衫裤、家制布鞋，有点乡下妇女的味道。他笑着问：“怎么？连花衣服也不敢穿啦？”黄宗英急忙解释：“常下乡⋯⋯”周恩来赞许地说了一句：“好。”随后又说了一句，“改造，也不在外表。”

正说话间，赵丹已把其他几位未去看电影的代表找来，有文化部副部长兼电影局局长陈荒煤，上海天马电影厂党委书记下一、厂长兼导演陈鲤庭和沈浮等人。来人一多，房间显小，再加上赵丹跑前跑后，已是气喘吁吁。周恩来招呼赵丹坐在自己对面，顺手把服务员送来的桔子水递给他。赵丹平时就不太修边幅，在总理面前也无所顾忌，他边擦汗边嘿嘿发笑。就连新侨饭店的服务员也感到新鲜：总理怎么与艺术家们这么熟，像老朋友似的！

周恩来冲着黄宗英摇摇头说：“更瘦啦！什么病？让医生仔细查查。” 黄宗英赶紧解释：“总理，我没什么大病，一多半是急出来的。老完不成任务，白吃人民的饭。”

黄宗英的话，是有所指的。她长期当演员， 1959 年，她被任命为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专职编剧。编剧和演员，是两种职业，对黄宗英来说，这样的转行，来得太突然，用她的话来说，“我一下脑子涨得老大。”再加上当时文艺创作的政治性要求太强，任务压得太紧，而层层领导对剧本审查关口又过多。因此黄宗英当了一年的编剧，剧本绝少成活，一急之下，竟然病倒了。这次会前她还请着病假，但为了不失去这次极好的学习机会，她带病来京参加会议。

大家见周恩来总理来了，好像见到了亲人似的，满肚子话想说，三言两语就讲到了会上讨论的情况。周恩来微仰起头，靠在沙发上。这个动作大家很熟悉，表明总理很愿意多听一些，甚至愿人们当着他的面展开争论。黄宗英鼓足勇气问：“总理，在会上各组讨论都涉及艺术规律问题。我有个意见，不知该说不该说。”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回答：“想说就说呗。”黄宗英便说： “总理，如果科学家搞导弹，火箭，外行们（领导也好，我们隔行的也好）对他的专业没有发言权。但是，我们电影这一行，谁都有发言权，而艺术家本身的发言权⋯⋯就难说了。我们是不怕文责自负、戏责自负的，老实说，历次运动也没人替我们负。可是我们工作的时候，负责的人⋯⋯好像大多了些，大家管这种现象叫‘婆婆多’。我们的党——各级党委，究竟以什么方式、怎样来领导剧本创作，领导艺术生产，我们认为应该研究、讨论。”为言之有据，她讲了“五个书记挂帅”的例子：

不久前，上海市委为了塑造基层党的书记的光辉形象，交给上海电影局一个重大题材，创作电影剧本《好当家》。这一任务落到黄宗英等人头上，可偏偏她这一辈子不认识几个书记，更没有当书记的体会。上级要求他们用两个星期去体验生活，一个星期交出创作提纲，再一个星期交出剧本初稿。为保险起见，市委第一书记亲自关怀、过问，上海电影局第一书记、电影厂第一书记、公社第一书记（还加上县委负责人）层层挂帅，电影厂副书记亲自坐镇。这样的阵容，把创作组的人员压得脑汁绞尽，灵感全无。艺术家们也有招，有一天晚上，趁坐镇创作组的电影厂副书记生病睡觉之机，黄宗英等人一口气搞了个通宵，好不容易把提纲顺了下来。大家私下里称：五个书记挂帅，也养不出“胖娃娃”来。原因是艺术有它自身的规律。

黄宗英在总理面前一股脑儿地把自己的想法道了出来，周恩来陷入了沉思。在来之前，他早就听说艺术家们对几年来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方法有些

怨言，文艺工作中“一言堂”的现象比较严重，甚至有动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事。许多艺术工作者思想受到束缚，既不敢想，又不敢说，更不敢做。周恩来此次来，就是为了倾听文艺工作者的意见，以朋友的身份同大家谈心。

黄宗英说完后，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向周恩来反映会上的情况和艺术家们的呼声，一起有说有笑地探讨党如何领导文艺工作、如何尊重艺术规律和如何尊重艺术家的问题。

对会上放映的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与会者有两种意见。有人认为小说写得好，有人则认为电影改编得好，这篇小说酝酿和创作于 1957 年。作者高缨是在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发表以后，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而创作的。作者以饱满的热情、舒畅的心情，试图反映彝族人民真实的生活。小说于 1958 年初发表，很快受到文艺界和广大读者的注意，报刊、出版社、广播电台、舞台剧等均予以反映。1960 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和峨嵋电影制片厂决定拍摄同名电影，请作者高缨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恰在这时，社会上对这部作品的批评也逐渐多了起来，有人认为这篇小说宣扬的是“人性论”；还有人干脆批评这部作品表现的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文艺工作者是最怕被人批评为“人性论” 和“温情主义”的。导演王家乙和高缨顾虑重重，总觉得搞这部电影是“走在刀刃上”，生怕被戴上“人性论”的帽子。为此，高缨在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时，把那些涉及“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地方删的删、改的改。尽管如此，对这部作品的议论仍然不断。

电影拍成后，恰逢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召开，会上放映了这部片子，并把小说发给与会者，让与会者用小说对照影片进行讨论。赵丹和黄宗英等人看了以后，有些失望，认为电影不如小说好，电影把小说中最感人的地方给删去了⋯⋯

周恩来听大家说完，更感兴趣了。他伸手向陈荒煤问道：“能不能发给我一本？”正巧赵丹手头上有这本书，但上面划了许多道道，还有批注意见，他正要递过去，黄宗英轻声提醒道：“你别把画得乱七八糟的书给总理。”周恩来却笑着从赵丹手中接过书来，说：“我倒很愿意研究研究阿丹的意见。”周恩来离开新侨饭店，已经很晚了。走时他要求陈荒煤：“每期的会议

简报出来后，请当天送给我看看。”艺术家们争论的焦点，也成了周恩来总理感兴趣的问题；周恩来思考的，也正是如何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周恩来刚走，看电影的代表们就回来了，他们听说总理来过了，纷纷埋怨自己错过了这么好的一次机会，他们串到黄宗英屋里，问这问那，恨不得把所有的细节都间清楚，把总理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听一遍。有人点着黄宗英的鼻子羡慕地说：“因病得福，因病得福！”还有人捶着赵丹说：“小子走运，好心好报。”有些代表还提出一些问题，说要向总理反映，似乎觉得光在会上反映是不过瘾的。

新侨会议期间，周恩来异常繁忙。仅 6 月 17 日，他就要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约有关人士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处理国内外各种重大事情⋯⋯ 内政外交诸事缠身，更让他挂心的是，邓颖超前几日生病住院，他每日都要去医院探望。然而，周恩来还是抽时间把《达吉和她的父亲》这篇小说看完了。当天（6 月 17 日）晚上，周恩来从医院出来，又直奔新侨饭店，倾听艺术家们的意见。同时，他专门找了一些文艺部门的党政领导干部谈话，研究

如何发扬民主、改进领导的问题。6 月 18 日下午，他再次约陈荒煤等人到中南海西花厅座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