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负重任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艰难：他既要在总体上维护并表示支持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又要在实际工作中纠正“文化大革命”的许多极端做法，努力减少“左”的错误造成的损失。运动中，由于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被打倒或靠边站，加之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林彪、江青两个集团

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篡夺了愈来愈多的权力，使得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内健康力量愈显势单力薄。林彪集团的覆灭，使政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毛泽东在有限的范围内调整了政策，江青集团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尤其重要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在饱尝动乱之苦后己开始省悟，党心民心渴望安定团结，渴望把生产搞上去，生活得到改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亿万人民面前。如果说，在林彪事件中，人们对毛泽东主要是因免遭林彪谋害而深感庆幸，那么，对周恩来则更多的是一种油然而生的敬重和感激之情。在人们的心目中，周恩来的形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高大。他对领袖的忠诚不是在言词上下功夫，而是全部表现在实际行动中。特别是在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中，周恩来表现出的沉着、机敏、果断的领导指挥才干， 更令人钦佩不已，人们看到，在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只有周恩来才能真正辅助毛泽东、保护毛泽东。相比之下，自诩为“反林英雄”的江青一伙却毫无作为。

毛泽东自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九·一三”之后，他决定由周恩来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把党政军的重要权力交给周恩来、叶剑英等。这样，就使得党内上层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党内健康力量获得了极大加强，成为周恩来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公开地、主动地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个基本条件。

“九·一三”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持续近两年之久， 即自 1971 年 12 月批林整风运动开始，到 1973 年下半年被迫中断。而在此之前，周恩来已多次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为便于进行全面考察，有必要将这一斗争过程向前延伸，增加“九·一三”前周恩来批判极左的内容。这样，全部斗争共由“先声”、“展开”、“深入”、“继续”和“尾声”五个阶段所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