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妙的解决方式

当时，在微妙的政治形势下，军队高级将领的“解放”工作，基本上是周恩来点一个解决一个。周恩来点的方式又总是十分巧妙的。

一次，政治局开会，周恩来突然向李德生和田维新提了一个问题：“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

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俩也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 “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这就是周恩来的领导艺术，点到为止，

从不划框框，结论由做具体工作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去下。总政治部立即派人调查。

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于“文革” 初期被莫名其妙打倒的。有周恩来点将，两位将军的“解放”工作虽然也费了一番周折，但最终都解决了。

鹰汉生将军复出后，先后担任过军事科学院政委、南京军区第一政委、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后来他还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

杨勇将军复出后，也担任了大军区的领导职务。由于他的大度，使他的结论经历了一番反复，从而体现出周恩来对干部的一片爱心。

杨勇将军被打倒时，林彪一伙无限上纲，甚至把杨勇部下的参谋、科长的事，一股脑儿地算到杨勇的帐上。

总政治部重新审查杨勇将军的结论出来后，周恩来总理批示：“请田维新同志找杨勇同志谈一下，征求一下杨勇同志本人对结论的意见。”

田维新亲自跑到杨勇的住处，征求杨勇对审查结论的意见。杨勇很大度地说：“总政做的结论我没意见。”田维新说：“结论是我们做的，但是我们对你的问题不是很清楚，总理让我跟你谈一谈，你有什么意见，总理会重视的。”杨勇还是说：“我对总政的结论没有意见。”

结论做出后，杨勇将军等了半年，才被分配到沈阳军区任第一副司令员。过了不久，中央调杨勇出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上任之后，周恩来在杨勇的结论上再次批示：“田维新同志，我们给杨勇做的结论似乎口径严了一些， 请你再征求杨勇同志一次意见。”

尽管周恩来的批示口气很和缓，田维新将军深知其中分量。他再次带着总政干部部的一位处长去京西宾馆拜访杨勇。不料杨勇还是说对结论没有意见。田维新又做了半天工作，杨勇才说，结论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科长干的，但是自己负有领导责任，“把这件事写在我的头上也是可以的”。吴克华中将是 1929 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文革”初期，他在炮兵司令

员的任上被打倒后，便失踪了。 “吴克华哪里去了？”周恩来在政治局讨论落实干部政策会议上发问。总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立即展开调查。可是炮兵司令部的干部和一些

造反派都说不知道吴克华在什么地方。后来从一位干事口中获悉：吴克华被秘密关押在地下室里。

得知了吴克华将军的下落，下一个难题是怎么把他安全地接出来？因为总政治部并没有掌握直接的证据，万一关押吴克华的那伙人闻讯拒交或把将军转移，将使问题复杂化。

李德生主任听了汇报以后，灵机一动，写下了一纸手令：“提审吴克华”，

令总政保卫部当晚派人前去提人。关押吴克华将军的那伙人，一看李德生的亲笔手令，以为总政与他们持同样观点，爽快地将吴克华交了出来。

人是找到了，却引来了一场误会。

保卫战士把吴克华将军带到京西宾馆的一个会客室，向坐在那里的李德生主任和田维新副主任报告说：“报告首长，吴克华带到。”

李德生挥了挥手：“知道了！”小战士便退了出去。李德生在沙发上欠了欠身说：“吴克华同志，请坐。”

吴克华将军听说又要“提审”，以为自己又要挨整了。他对李德生主任说话口气和用词的变化毫无觉察，不敢入坐。

李德生知道吴克华误会了，便解释说：“吴克华同志，我们是奉周总理之命来找你谈话的。”

吴克华将军仍不敢相信这戏剧性的重大变化——从“提审”一变而为同志间的谈话。“文革”这几年，挨斗挨批，受骗多了。他却一时反应不过来。

眼见时过半夜，而吴克华将军显然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这一反差巨大的突变。李德生只好顺其自然，请吴克华吃夜宵，先休息一下，然后找他再谈⋯⋯ 几经周折，吴克华终于得到了“解放”。

吴克华将军解放后，出任过铁道兵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和广州军区司令员。

又是一次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提出：“秦基伟、李成芳到哪里去了？” 秦基伟和李成芳都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都在刘邓大军和志愿军部队

担任过军长，都于 1955 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文革”开始时，秦基伟是昆明军区司令员，李成芳是政委。

贺龙元帅受诬陷后，秦基伟和李成芳立即被关押了起来。

秦基伟是一员战功卓著的虎将。抗美援朝时的上甘岭战役就是他指挥的。

为了打倒秦基伟这员虎将，林彪一伙到处散布说，秦基伟是贺龙的人。如果在贺龙元帅与秦基伟将军之间一定要扯上一点什么关系的话，那是

志愿军回国之后，秦基伟先后出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而昆明军区是建国初期的西南军区撤销后组建的两大军区之一（另一个是成都军区）。贺龙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

田维新把调查情况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当说到秦基伟、李成芳被打倒的情况时，周恩来指出：“他那儿是一锅端，军区六位主要领导全部被免职。”

田维新汇报说：“根据我们调查掌握的情况，秦基伟被关押在湖南，由广州军区负责，具体情况还不很清楚。”

周恩来当即指示：“把他调回来嘛！”

秦基伟到北京以后，住在京东海运仓第一招待所。当时这家招待所的后楼成了即将“解放”的将军们的驻地。将军们在这里就恢复了自由，可以外出逛街散步，探亲访友。

一天，周恩来通知田维新说，他要见见秦基伟。这个时候，总政尚未给秦基伟做结论。秦基伟的工作安排还没有定下来。在田维新的印象中，周恩来召见尚未做结论的将军，仅秦基伟一人。

接到周恩来指示后，田维新立即打电话到招待所，后楼服务员回答说， 秦基伟将军散步去了。田维新告诉服务员：“你马上去找一下秦司令，让他马上给我回一个电话，总理要见他。”

不一会儿，秦基伟的电话便过来了。他听说周恩来总理要见他，很激动， 在电话中问道：“总理要见我，我穿什么衣服去？”田维新说：“穿军装。” 秦基伟问：“那我还戴领章吗？”田维新说：“当然戴。”

军装，尤其是领章，是军人的标志。但是秦基伟在“文革”中受迫害 7

年，被剥夺了戴领章的权利 7 年。此刻他刚刚恢复自由，尚未恢复工作。因此他不能不有此一问。

田维新把秦基伟领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后便走了，周恩来与秦基伟作了一次单独长谈。

落实政策后，李成芳任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秦基伟先后出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司令员。后来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