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电影一定要拍好”

辛勤的汗水终于赢来了热烈的掌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终于在 1964 年 10 月 2 日上演了。这是文艺界空前的盛举。《东方红》的演出，

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而且还受到前来参加国庆 15 周年观礼的许多外国友人

的盛赞。当时，在北京连演 14 场，观众场场爆满。许多外国朋友建议把《东

方红》拍成电影。

面对掌声和赞誉，周恩来谦虚他说，这首先归功于毛泽东思想，再就是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1964 年 10 月 16 日晚，周恩来陪毛泽东观看了《东方红》演出。毛泽东很满意，接见了参加《东方红》创作和演出的全体人员，并要周恩来把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好消息告诉大家。

也就在这天晚上接见结束后，周恩来把有关负责人召集到西花厅，综合中外朋友的建议，提议把《东方红》拍成电影。他说，这部影片的拍摄成功， 对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教育意义。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大歌舞指挥部扩大和调整了领导小组成员，增加了文化部电影局司徒慧敏和八一、北影、新影等三个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确定王苹、李恩杰为导演、薛伯青、钱江等为摄影。为了加强艺术领导，指挥部还专门成立了《东方红》电影导演团。

把舞台演出搬上银幕，并不是将演出简单地拍摄下来即可了事，而是要进行一次再创作。与舞台演出一样，周恩来自始至终指导了电影《东方红》的摄制工作。

12 月的一天，周恩来约请参加人大和政协会议的电影艺术家和《东方红》导演团成员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就如何拍好电影《东方红》进行座谈。彭真、周扬、江青也参加了座谈。

会上，江青跳了出来，说对把《东方红》拍成电影“我非常担忧”。接着又信口开河，说《东方红》自始至终没有东西贯穿，艺术上也平，革命乐观主义不够突出，“舞蹈像小孩捉迷藏”，等等。

如果说，江青是抱着支持的态度来对《东方红》提出修改意见，倒也没有什么。然而，江青所言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的目的是要彻底否定周恩来亲自领导创作的《东方红》，以此来发泄她对周恩来的个人私愤。60 年代初以来，周恩来在文艺界大刀阔斧纠“左”的同时，为进一步繁荣文艺，亲手抓起了文艺界的工作。这一时期，周恩来过问文艺问题比以往及以后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多。有些问题，周恩来是一抓到底。这招致了自称是文艺领域“哨兵”的江青的不满。江青的这种不满以及她否定《东方红》的用心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无遗。1966 年 2 月，江青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露骨地攻击周恩来说，前年，根据主席的指示，我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在会上，我提出乐队要中西合壁，有人说这是非驴非马。周恩来又另外召开了一次音乐座谈会，讲要先分后合。这是错误的，不符合毛主席思想的，他是应该作检讨的。江青还指责有关负责人把《东方红》列为建国以来优秀剧目，硬说《东方红》的问题也不少。

其实，对江青的这种居心叵测，周恩来早有所察觉。因此，周恩来在指导创作《东方红》时，非常谨慎。比如，在是否表现他领导的南昌起义问题上，编创人员一再主张要专场表现，但周恩来坚决不同意。这其中有周恩来的谦虚，也有谨慎——避免给江青之流留下口实。针对江青对《东方红》的否定态度，周恩来顶风而上，坚持把《东方红》拍成电影。他说：“我既然背上了这个包袱，我也不害怕。”就在 1964 年 12 月的那次座谈会上，周恩来接过江青的发言说，《东方红》电影一定要搞好，只能比舞台演出有改进和提高，不能落后。我们不搞小圈圈和宗派主义。1965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再次召集导演团成员座谈，就拍好电影《东方红》提出了几点原则性指示：

第一，把《东方红》拍成电影，指导方针还是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第二， 把《东方红》搬上银幕，要进行再创作，不要急于赶任务，不要怕再三再四地修改。第三，要敢于标新立异，敢于突破，敢于打破框框。第四，走群众路线，提倡艺术民主，原领导小组可以扩大一些，吸收一些舞蹈、音乐、导演、摄影、灯光、美工等方面的人进来从各个角度进行讨论，然后分各专业小组讨论。第五，电影《东方红》拍摄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止。

在《东方红》的摄制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关心着每一步工作。每隔几天， 他就要同编导人员一起审看样片，听取汇报。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在“情深谊长”一场中，反映了红军在长征途经少数民族地区时，团结少数民族头人，头人给红军带路的事。后来在拍摄中，有人觉得表现头人不好，就改成老人。周恩来看后指出，把头人改成老人不好。没有头人，还搞什么统一战线？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北上抗日，不团结头人怎么行。党的政策总是同具体历史条件结合起来的。

1965 年 9 月 18 日，电影《东方红》拍完最后一个镜头。这天晚上至第二天拂晓，周恩来不辞辛苦，一口气审看完了全部样片。这样，电影《东方红》在 1965 年国庆节如期在全国范围内上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