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遗憾

中法建交，把中法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感情距离拉得更近了。

毛泽东、周恩来对奉行独立自主政策、敢于反对美帝国主义控制和干涉的戴高乐也十分赞赏。

1964 年 4 月，周恩来在接见日本外宾时，称赞戴高乐为“反映民族独立精神、摆脱外国控制的了不起的政治人物”。周恩来说：松村先生刚才称赞戴高乐是了不起的人物，我想在日本像松村先生这样称赞戴高乐的人多了，

日本就会产生戴高乐这样的人物。人物是时代造成的。法国受了三次战争的摧残，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戴高乐这样的人物，代表了法国的独立要求。

戴高乐对毛泽东、周恩来很是崇敬。他生前一直希望能访问中国。他说：中国“是真正的国度，比历史还古老的国家，那里有真正的人，自豪的人。” 1964 年 7 月，法国驻缅甸大使奉戴高乐之命向中国驻缅大使耿飚表示：

希望戴高乐总统和周恩来总理互访。

8 月，法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向中国驻印尼代办透露：戴高乐最近要到拉美各国访问，也想去中国访问，以加强同中国的关系。

10 月，和戴高乐关系密切的西哈努克亲王向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建议邀请戴高乐访华。这当然不仅仅是西哈努克的意思。

12 月，富尔又向我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提出：希望中国邀请戴高乐访华。短短的几个月中，法国方面通过种种渠道频频向中国表示戴高乐愿意访

华的要求，实际上是希望中国方面能在两国领导人互访问题上迈出第一步。自尊心极强的戴高乐怕给世人留下屈尊就驾，有求于中国的印象。

在中国，当时根据国际形势也有一条原则：党和国家领导人同资本主义大国领导人互访，必须“他先我后”。

法国似乎也知道，为打破僵局，戴高乐先迈出了一小步。1965 年，他派出了仅次于总理的主要部长马尔罗访问了中国。

1966 年 2 月 17 日，法国外交部亚澳司司长马纳克向中国有关方面人士表示：法国政府去年已派出了马尔罗访问中国，为使中法关系继续发展，法国最高当局决定，拟邀请一位中国政府领导人访法，法方首先考虑的是周恩来总理。

月 16
日，戴高乐在爱丽舍宫私宅召见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亲自表示了邀请周恩来总理访法的愿望。

戴高乐此举，除想加强中法政治对话外，主要还是想争取周恩来先访法，以便他下一年访问柬埔寨和日本时访问中国。

然而，此时的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恩来没日没夜地忙于内政，难以脱身出国访问。

月 22
日，黄镇大使奉周恩来之命转告法国总理蓬皮杜说：周恩来总理表示高兴访法，并感谢戴高乐总统的邀请，但遗憾的是，周恩来总理下半年的日程已有安排，不能应邀访问贵国。他愿意邀请蓬皮杜总理下半年访华。蓬皮杜说：如果周恩来总理在他时间允许的时候来法国访问，他将受到

同我们两国关系相称的接待。我很满意地听到周恩来总理邀请我访问中国，我也希望能访问中国，但下半年议会讨论预算和明年年初大选在即，政府首脑不能出国访问。

1969 年 4 月 22 日，戴高乐召见即将赴任的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希望他促成中国领导人访问法国，戴高乐说：“至于派谁来，我也不知道。只要中国领导人愿意访法，你都可以以我的名义邀请，并将受到我的很好接待。如果中国方面回请，德姆维尔总理将接受邀请。”

这次，戴高乐没有说明邀请谁，可能是对他 1966 年邀请周恩来被婉言谢绝一事有点不快。

不料，6 天之后，戴高乐因“建立区域”和“改革议院”两个法律草案举行公民投票失败，不得不宣布辞去总统职位。

戴高乐从总统的位置上下来后，访问中国的愿望更加强烈。也许，戴高

乐认为他不在位比在位更能实现他访华的夙愿。

1970 年 3 月 2 日，戴高乐非常器重的老部下、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没有

忘记戴高乐下台前 6 天召见时交给他促成中法两国领导人互访的使命，致信戴高乐，建议戴高乐访华。

马纳克在信中这样写道： “中国人总带着钦佩的心情同我谈到你。有一天，我告诉周恩来先生说，

我在北京曾接到你的信。当时，他停下脚步来，默然不语。然后，他对我说： ‘我们对于戴高乐将军怀有最大的敬意。你能替我把这话告诉他吗？’”

“有一件大事可做，我的将军，对于法国，对于历史，都是一件大事，无论对于未来还是对于保持我国的光辉来说，都会是一桩重大的行动。这个行动从现在起会把我国放在未来局势的中心，而且历数十年不衰；一桩同你相称的、永世不忘的行动，而且世界上只有你能够以一种既明智又自立的自由来完成：这就是远行到中国来。有了这样一件大事，现代世界历史就完整了。”

4 月 10 日，戴高乐给马纳克回信，他写道：“尽管我目前还不能明白答复，请你至少了解，我已经把这事记录在卷了。”

7 月，法国总理府计划和领土整治部部长安德烈·贝当古率领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周恩来、毛泽东都接见了他们。对毛泽东来说，接见一个法国政府的部长，这是一个特例。全是因为戴高乐的缘故。

在谈话中，毛泽东、周恩来的话题不断地停留在戴高乐身上。

参加陪见的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在7 月30 日给戴高乐的信中又特意向戴传递了这个信息。大使在信中写道：“你本人、你的榜样和你的行动，在所有的谈话中占压倒地位，而且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你表示了极大的崇敬。”

将军感动了，也动心了。他决心要去中国了。

9 月 8 日，戴高乐对即将前往北京的法国驻华大使馆任参赞的外甥女科尔比说：“到中国去，对我来说是一个美梦，说真的，我很想到那儿去。” 他还问到去中国哪一个季节为最好。不过，戴高乐又说：“自然我需要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

在这之前不久，刚果（布）驻法使馆武官对中国驻法使馆武官说，戴高乐拟于 1970 年底前访华，并计划在其回忆录中最后一章写“与毛泽东的会见”。

就在戴高乐计划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方面也正准备着转达给戴高乐一份正式邀请书。但是，中国方面想要事先确知戴高乐是否会接受邀请。为此，周恩来派了一位秘密使者到巴黎，这就是英籍华人著名作家韩素音女士。

韩素音女士与世界一些政界要人有联系，她同中国领导人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

1970 年 10 月 20 日，韩素音在巴黎法兰西科学院找到了戴高乐非常信任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顾问雅克·吕夫。韩素音对雅克·吕夫转达了周恩来的口信：“中国政府愿意邀请戴高乐将军去访问中国，政府将尊重将军的全部意愿，他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他要到中国哪里旅行就去哪里，他愿会晤什么人就会晤什么人。中国等待着将军。”韩素音还说明：“这是正式邀请。是周恩来总理要我来完成这项任务，并以他的名义邀请将军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所最钦佩的，就是戴高乐将军拒绝在强权面前屈服以及他维护国家独立的意志。但在直接向将军发出邀请以前，中国领导人想确知将

军能否接受。你能否把这个信息告诉将军，并把他的答复告诉我，我立即向北京转达。”

雅克·吕夫表示他立即准备完成托付他的使命。但是，吕夫想到当时法国总理德姆维尔应邀正在中国访问。他想等到德姆维尔访问回来后再向戴高乐报告。

然而，一切都晚了。

1970 年 11 月 9 日晚上 7 点 25 分，戴高乐将军因动脉瘤引起胃动脉破裂而撒手尘寰。将军死前没有任何痛苦，他不知道自己要死。这一天，他还是像往常一样撰写他的回忆录。

戴高乐终究没有接到周恩来传递过来的信息。然而，他知道这个信息必将到达。

中国政府惊闻戴高乐去世的消息后，决定以高规格吊唁戴高乐的逝世，以表达对他的深切敬意和悼念。毛泽东、周恩来分别给戴高乐夫人和法国总统蓬皮杜发去唁电。唁电称戴高乐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到法国驻华使馆吊唁，并委派黄镇大使为特使参加法国政府为戴高乐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宗教悼念仪式。中国北京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以示哀悼。法国科龙贝戴高乐墓地上的两个写有中文的大花圈，寄托着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戴高乐的哀思。戴高乐逝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周恩来与人谈话时常常提到戴高乐。1970 年 11 月 11 日，周恩来在会见柬埔寨民族团结政府首相宾努时说：“前天戴高乐去世，对法国有一定的损失。他本想来中国，我们也欢迎他来。但因时间还没有到，他要把回忆录写完，错过了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