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三老四帅过关

“文革”刚开始，许多老同志与周恩来一样，觉得很不理解，很不得力，随着运动发展到出现打、砸、抢，到处夺权，一片混乱时，一些部长级的老同志意见越来越大，他们有时也会到总理值班室发牢骚，讲一些对“文革” 不满的话，这些话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很焦急，生怕这些老同志发牢骚会带来麻烦，他就很难保他们了。所以，他多次对老同志们说：“你们说话时一定要小心，如果你们再这样讲，发牢骚，我也没法保护你们了。”他让周家鼎传他的三句话给老同志：心中无它，积极革命；实事求是地检查；特别是不要承认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他还说：“文革”好像洗脸，洗过脸特别精神嘛，一定要正确对待。

不久，周恩来亲自写了一封信给老帅、副总理、部长们，让周家鼎送去给这些老同志看，并让他们签名后带回。信的大意是：你们一定要十分注意你们的言行，不要说过头话，不要做过头事，不要增加“文革”的困难，不要节外生枝，不要叫人抓住把柄等。总之是要他们一定谨慎言行、小心处事。周家鼎拿着信先后到过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贺龙、余秋里、谭震林等人那里，他们看了信后都很感动，认为这是周恩来对他们最大的关怀与爱护。当周家鼎拿回那封签有老帅们名字的信退给周恩来时，周恩来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随即把那封信销毁了。

在“文革”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深知对毛泽东支持的一

些错误决定，公开正面地硬顶是顶不过去的，他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解决方法，跟着违心表态赞同，说些违心的话，多做检讨，在毛泽东火气头上，顺着他，尔后采取其他方法补救或修正。因为他看到，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党和国家的损失，保存尽可能多的中坚力量，这在保护“二月抗争”中的老帅们时，体现得尤为明显。

林彪、江青一伙掀起“打倒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全国后，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群众无不为国家的前途担忧。特别是中央领导中身经百战的老革命家，再也忍耐不住，奋起抗争了。 1967 年 2 月，在由周恩来主持于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有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中央碰头会议上，几个副总理和老帅们与中央文革那些极“左”的人唇枪舌剑，展开激烈的斗争。这就是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二月抗争”。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在会上提出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一）运动要不要党的领导；（二）老干部应该不应该统统打倒；（三）要不要稳定军队。会议围绕三个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

谭震林义正词严地对张春桥等人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越说越气，怒从心底起，气愤地喊道：“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跟你们斗到底！”他说完，站起来就要走。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叶剑英说：“老干部都打倒了，革命靠什么？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搞逼供信！”聂荣臻说：“不能为了打倒老干部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在会上责问康生，《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提出：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发表前，为什么不送审，不叫我们看看。

会后，谭震林又写了一封信，表示对江青一伙罪行已“忍无可忍”，决心准备牺牲，斗争下去，拼下去。

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党的会议上发表不同意见，完全是正常的，是合乎组织原则的事情。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颠倒是非，强加罪名。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在 2 月 16 日夜里私自核对整理了中央碰头会的记录，并与江青密谋后，由江青安排他们向毛主席告了三老四帅的状，林彪还将谭震林的信转送毛泽东，更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毛泽东错误地听信他们的汇报，认为这是一件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的大会，决定对三老四帅进行严厉指责。 2 月 18 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他一改平日谈笑风生

态度，面带怒容，语气严厉地指责三老四帅：“你们在怀仁堂会议上联合起来，搞突然袭击，向中央文革发难，你们究竟想干什么？这无非是搞宫廷政变，想让刘少奇重新上台。十一中全会你们都是举了手的，为什么没过几天，你们就反对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为什么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呢？讨论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你们也是赞成的，我没看过你们谁投过反对票，可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真的发动起来之后，你们又反对呢？”

三老四帅据理力争，向毛泽东解释。然而，正在火气头上的毛泽东根本听不进去。他粗暴地打断三老四帅的话，继续气冲冲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的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六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他用一种愤怒的目光扫向三老四帅：你

们想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办不到！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我和他（指林彪）撤出北京，再上井冈山打游击。

几位老帅和几位副总理惊愕地望着满脸怒气的毛主席，他们与毛主席患难与共几十年，彼此肝胆相照，实在难以相信这是毛主席亲口说出来的话，在他们眼前，毛主席变了，变得那样陌生，那样令人难以说话，那样令人难以理解。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心情十分沉重，毛主席发这么大的火，一定是听了江青一伙的诬告。而心地坦然的三老四帅没有在毛泽东的盛怒面前胆怯、退让，却是针锋相对，反唇相讥，使事态越发严重了。周恩来心里十分明白，毛泽东已经直接“参战”了，明显支持林彪、江青，不认清这个变化了的形势，一个劲地往前冲，就等于与毛泽东短兵相接，这样做正中林彪。江青等人的下怀，不能走这着凶多吉少的险棋，保存实力，保护三老四帅过关的惟一良策，就是要先顺从毛泽东，检讨过关。于是他巧妙地出来打圆场，诚恳地对毛泽东说：在怀仁堂会议上，几位老同志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发了脾气。这主要责任在我，会后，他们也认识到这样做不对，找我作了检查，他们也感到讲了些对不起主席的话，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主席检查。

毛泽东采取了对周恩来宽容的态度，但对三老四帅毫不让步，他依旧生气他说：他们根本不认错嘛，恩来同志，我建议这件事要认真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毛泽东起身退场。

会后，周恩来立即与三者四帅商量，提出三条建议：“第一，要心安气静，吃好睡好，不要住院，要与他们奉陪到底；第二，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一定要抓工作，自己的阵地决不能放弃，放弃阵地，就是退却，逃兵；第三，该检查的就检查，要讲点策略和斗争艺术，不能匹夫之勇。这样做并不是怕谁，过去打天下时，为了人民，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现在为了把住人民所给的权力，受点侮辱、批判又算得了什么！”三老四帅被周恩来的一片良苦用心深深感动，同意他的意见，主动要求找主席作检查。得到毛泽东的谅解后，周恩来又趁热打铁，拿出五一节联欢晚会让三老四帅出席的名单，毛泽东十分爽快地在名单上签了“同意”二字，周恩来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此后，当老帅们受到冲击时，周恩来多次出面保护，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回忆说：

周总理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我们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安全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我们作指示。在林彪、江青一伙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时，有一些群众组织受这帮反革命的煽动、蒙蔽，要冲击老帅们的住地。我们把得到的情况报告周总理，总理把我们找去研究保护措施，要我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强那里的警卫工作，并与我们一起研究万一这些老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胁时，需要采取什么应急措施。当我们把落实的情况向他报告时，他还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老帅们。

1967 年八一建军节前后，林彪、江青一伙掀起了冲击中央军委饭导同志的恶浪。八一招待会前夕，总理告诉我们，徐向前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路上不出事！我们把徐帅护达到招待会上，总理又嘱托我们，一定要保证徐帅在回家的路上不出事。我们考虑，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卫，协同有关单位，用三辆警卫车跟着他，并兜了

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当时任警卫局领导的李树槐回忆起周恩来保护谭震林的一段往事： 1967 年批所谓“二月逆流”之后，一次，一批红卫兵聚集在中南海的西

大门，叫喊要抓谭震林，把大门敲得咣咣响。我那天正好值班。大约在八九点钟的时候，他们把大门冲开了，人也冲了进来。我们派了一个连在门口堵住，使他们不能再往里迸。我打电话向总理请示，总理说你让那个头头接电话。总理问他叫什么？能否负责？那人说能。总理就对他说，马上把人都撤出中南海去，如果撤不走出了事，你要负完全责任，下午 3 点把你们的负责人都找来，我在西花厅接见你们。结果这人连大气都不敢出，放下电话吹起口哨，大喊“向后转”，把人都撤出去了，下午 3 点总理真去接见他们，我也跟去了。总理对他们苦口婆心讲了半天，最后才把问题解决了。

周恩来的卫士乔金旺谈到了周恩来保护谭震林和李先念的另一个细节：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批谭震林。一开始，“造反派”倒还守规矩，可中

间总理有个电话，离开会场去接电话。“造反派”一看总理走了，就上了台，开始动手动脚，又是让谭震林低头，又是让哈腰。总理接完电话回来一看，很生气，批评“造反派”说：“你们这像什么话么！我们事先达成协议了么，不许搞体罚，不许侮辱人格的么！我还在场么！”慑于总理的威严，“造反派”只好从台上退了下去。

还有一次在工人体育馆，全国财贸系统的造反派要开大会批李先念同志，总理不放心，也是亲自陪着去的。到场以后有的红卫兵很客气，跑来给总理和先念系上了红卫兵袖章。总理一看气氛还好，会场的秩序也不错，因为有点儿什么急事就离开了，留下了我们随行的保护先念。可总理离开会场以后，造反派就变脸了。先是不客气地把先念的红卫兵袖章给摘掉了，接着就动手动脚了，低头、弯腰那一套就都来了。所以，总理轻易不敢放这些人出去，只要有可能，他都亲自陪斗，如果他去不了，也要叮嘱我们加以保护，或事先与造反派达成协议：几时去，几时送回来；不许侮辱人格、变相体罚等等。但那时“造反派”往往不讲信义呀，可真是无法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