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艺术家们“树个活靶子”

代表们在向周恩来反映情况时，也多次要求他能到会上与大家谈一谈。6 月 19 日下午 3 时半，周恩来如期到大会会场，发表了意义重大、影响

深远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我们本来要求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做。可只许一人言，不许众人言，岂不成了‘一言堂’么？‘一言堂’从何而来？是和领导有关的，所以，我们要造成一种民主风气。我首先声明，今天我的讲话允许大家思考、讨论、批判、否定、肯定⋯⋯”这篇讲话，正如周恩来所说，是根据前两大文艺工作者们反映的问题而准备的，“心有所感言之为快”。

周恩来的“心有所感”，总“感”是：“我们要造成民主风气，要改变文艺界的作风。”怎么改？他毫不犹豫地提出：“要改变干部的作风；改变干部的作风首先要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改变领导干部的作风首先从我们几个人改起。”

为了提倡民主风气，他在讲话中首先表示：我今天的讲话，你们做了记录带回去，希望你们谈谈，把意见寄来。但是如果你们寄来的意见都是‘完全同意’、‘完全拥护’、‘指示正确’之类、我就不看。这并不是说你们讲假话，而是因为看了没意思。如果你们有不同的见解，有提出商量的问题， 就写信寄来。”

除了“开场白”，周恩来一共讲了七大问题，也就是他“心有所感中的七大感想。这些问题，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并且站得高、看得远，既有理论色彩，又动之以情。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问题”中，他讲：精神生产是不能限时间限数量的；过高的指标，过严的要求，有时反而束缚了精神产品的生产。物质生产的某些规律，同样适用于精神生产，搞得过了头，精神生产也会受到损害，甚至损害更大。在“阶级斗争与统一战线问题”中，他强调：要区别何为政治问题，何为思想问题，何为习惯势力，不能不分清问题性质事事斗争。思想问题、世界观问题要慢慢改造，不能急，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哪能一下子就改造好？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但从我们个人来说，还是不成熟、不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还会如此， 如何能责备一般的非党朋友呢？在“为谁服务的问题”中，周恩来特别指出： “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 这只是文艺的政治标准。政治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服务是用文艺去服务，要通过文艺的形式。文艺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框起来。”他甚至对场内的文艺界领导说，“我们懂得少，发言权很少，不要过多干涉。在座的同志都是做领导的人，希望你们干涉少些，当然不是要你们不负责任。第一，要负责任；第二，要少干涉些。”周恩来还讲了“文艺规律问题”，“遗产与创造问题”，“话剧问题”，最引起文艺界领导注意的是，周恩来专门讲了“领导问题”。

对领导的要求，自然要比群众高，周恩来严肃地说：“缺点和错误的改正要从领导做起，首先领导上要自我批评，要多负一些责任，问题总是同上

面有关系的。⋯⋯光有自我批评还不行，还要深入群众，才能知道自己的意见对不对。怎么办？要实行调查研究。”他还提醒大家：“毛主席说， 11 年来忙于建设，对干部的教育注意不够。我今天讲这么多话，也为的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要造成一种风气，使大家敢于讲话。只要对社会主义有利， 即使思想不一致，也要说出来。”

周恩来最后说：“我今天所说的这些话不一定对，我是树个‘的’让大家来射，树个活靶子，让大家来攻攻。”

周恩来把自己的话树成活靶子，让大家来攻，给文艺界人士以极大的震撼。

引人注意的是，周恩来在讲话中多次提到《达吉和她的父亲》，并谈了赵丹、黄宗英和他自己的感受：

“感谢上海的同志，你们建议我看《达吉和她的父亲》，我看了，小说和电影都看了，这是一个好作品。可是有一个框子（指“温情主义”——引者）定在那里，小说上写到汉族老人找到女儿要回女儿，有人便说这里是‘人性论’。赵丹同志和黄宗英同志看电影时流了泪，我昨天看电影也几乎流泪， 但没有流下来。⋯⋯导演在那个地方不敢放开手。这不是批评王家乙同志， 而是说这里有框子，‘父女相会哭出来就是人性论’，于是导演的处理就不敢让他们哭。一切都套上‘人性论’，不好。

“《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是有一种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