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克鲁玛遇刺，周恩来从容地走入戒备森严的奥苏城堡

老子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祸福相随之理，也体现于这次访问非洲的过程中。

当代表团成员在阿尔巴尼亚欢度新年，并为决定即将访问突尼斯、完成中突建交这件喜事而高兴时，一件不幸的事也同时发生了。

1964 年 1 月 2 日，正当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开始会谈时，突然传来消息：中国代表即将前往访问的加纳共和国发生了刺杀恩克鲁玛总统的政变；恩克鲁玛幸免于难，但情况不明。

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中国政府代表团面前：是否还去加纳访问？

周恩来找来陈毅、乔冠华、黄镇、孔原、童小鹏和外交部的几位随访的司长商议。周恩来提出自己的意见：按原计划前往加纳访问，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暂时的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不尊重人家，不支持人家；这个时候去才能体现我们是真正的友好，真正患难的友情；至于外交仪式，我们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

作为亲密战友和身经百战的元帅，陈毅是赞同周恩来的意见和胆略的。但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却不同意，他们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一再劝说：加纳政局仍不稳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危险，总理不能去；问题还不仅是我们应不应去，还有加纳的愿望和困难也需要我们认识考虑；按照惯例，这一访问也应取消。

周恩来的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和陈毅说服了大家，决定按原计划前往。

为了了解情况并把我方的意见通知加纳方面，周恩来派黄镇作为特使，先行前往加纳，并对他说：“你先去吧，到加纳与黄华同志多商量，有什么问题马上电报联系。”

黄华，这位后来被基辛格大加称赞的具有“中国式的外交风格”的外交家，曾作为周恩来的“第一代”翻译跟随周搞外交，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当时他任中国驻加纳大使，正赶上恩克鲁玛遇刺的政变。他经过自己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主张代表团可以前来加纳访问，并给周恩来等人发去了可贵的第一手材料。1 月 9 日，黄镇坐另一架由荷兰租来的专机飞抵加纳后，立即与黄华取得了联系。中国的“二黄”外交官，一起前往恩克鲁玛的秘密住处面见这位总统。

这时的恩克鲁玛，惊魂未定，住在奥苏城堡里，伤势仍然明显，脸上贴着纱布，缠着绷带。黄镇和黄华代表周恩来总理，对恩克鲁玛遇刺表示关切和慰问。二黄与恩克鲁玛商量周恩来访问加纳的具体安排。他们向加纳总统

转达了中国总理的一个独特的建议：为了照顾恩克鲁玛总统的安全，我们打破礼宾常规，凡有总统参加的一切活动都在总统住地进行，总统不必到机场迎送，也不要在城堡外面举行会议和宴会。这一建议，充分照顾到恩克鲁玛的困难处境，体现了一个大国总理的风度和胸怀。恩克鲁玛听了，非常高兴和感激，表示完全同意。他原来估计，在加纳局势如此动乱的情况下，中国总理是不会再来访问的；因为在他前一次遇刺时，印度总理尼赫鲁正在尼日利亚访问，尼赫鲁得悉恩克鲁玛遇刺后，就取消了原定对加纳的访问。恩克鲁玛感到，危难之中方见中国总理的真诚。

在代表团出发去加纳访问前，中共中央也十分关注加纳局势的发展，担忧代表团的安全。用周恩来后来在出访报告中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代表团是有几个同志，他们天天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的后方‘司令’——杨尚昆同志，也是经常打电报，这是他们的任务。我跟陈毅同志就不大想这个问题，因为有一种力量把我们鼓舞了。”

何种力量？周恩来说： “我们看到人民群众那样欢迎我们，支持我们，我们感到不仅不孤立，

而且对我们的安全问题都不考虑了。”

1964 年 1 月 11 日上午 8 时，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飞抵加纳共和国首都阿克拉，进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访问。在阿克拉机场，遵照周恩来的建议，恩克鲁玛没有露面，他特派三人委员会成员代表他率阿克拉各界人士来迎接中国客人。机场和街道两旁热情欢呼的群众，略为冲淡了刚刚发生过谋杀所产生的恐怖气氛。由于各国记者得知有预谋政变的发生，早已云集加纳，对周恩来、陈毅等中国领导人的到来，也引起了他们极大的报道兴趣。恩克鲁玛遇刺的情况，他们早已作了报道。中国客人还看到了这样一张照片：在凶手行刺恩克鲁玛的那一刻，恩克鲁玛勇敢地把凶手压在身子底下。这张照片，不知事发之时是哪位记者的杰作。

当日下午，尽管刺杀事件带给人们的余悸未消，周恩来和陈毅等人还是在代表总统的三人委员会成员——外交部长博齐约、交通和工程部长本萨和加纳驻华大使麦耶的陪同下，乘车从容地视察了阿克拉市容。随后，代表团全体成员又在周恩来的率领下，乘车直奔阿克拉城的另一端，去恩克鲁玛总统居住的奥苏城堡。

当周恩来等人进入奥苏城堡时，只见周围戒备森严，门口站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四周停放着许多军用车辆和轻重武器。随着一声短促的口令，传来一阵哗啦啦的枪栓声。这里的人似乎个个都成了惊弓之鸟！

周恩来和陈毅是见过世面的军事家，他们面对这一切，嘴角却挂着风趣、平稳的微笑，只当是在视察军事演习部队。他们从容镇静地在门外的空地上等待着加纳官员进去通报恩克鲁玛总统。过了一会儿，恩克鲁玛飞快地迎出来把中国客人们从黑洞洞的枪口下接进门内。

这也难怪，行刺恩克鲁玛的人就是被美国等国收买的加纳警察，他不得不在这一时期利用军队来高度戒备。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发现，这位加纳总统身上穿的却是一套极为熟悉的中山服，这才想起， 1961 年 8 月中旬恩克鲁玛访问中国时，对中国领导人穿的中山服很欣赏，当时周恩来就曾指示有关部门给恩克鲁玛特做了一套。周恩来还陪同恩克鲁玛去杭州、上海参观、访问，并签订了中加友好条约。这次恩克鲁玛特意穿着中山服出来迎接周恩来，既表示了对中国客人的尊重，又勾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进得屋来，恩克鲁玛歉意地向周恩来解释门外的情景。周恩来微笑着表示理解。随后，周恩来面交了毛泽东给恩克鲁玛的慰问信，并告诉他：“首先，我要对总统阁下最近遇刺表示关心。毛主席给阁下发了慰问电，今天已广播。”

年轻的总统异常感激，他握着周恩来的手许久没有松开。为感谢周恩来冒着危险前来，恩克鲁玛在城堡里举行便宴招待周恩来一行。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企图暗害恩克鲁玛总统的卑鄙行为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恩克鲁玛还亲自带着周恩来等人参观了他所住的这座奇特的奥苏城堡。加纳从 1471 年开始就相继被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殖民者侵入，他们在这里掠夺黄金、贩运奴隶，残酷地剥削、压迫加纳人民。奥苏城堡就是殖民者留下的建筑。城堡地下室直通大海，室内存放着当年殖民者整治黑奴用的刑具，从头到脚的刑具应有尽有。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看了以后，被这些殖民主义的酷刑和监牢深深震撼。周恩来后来在缅甸额不里海滩上与奈温主席谈起过参观这座城堡的深刻印象：

“恩克鲁玛总统现在住的城堡是过去英国总督住的。城堡建筑在海滩上，是 15 世纪时葡萄牙殖民者开始修的，后来接着修建的是西班牙、荷兰，最后是英国。他们修这样的城堡干什么用呢？就是作为掠夺、贩卖黑奴的滩头阵地。西方殖民者通过收买当地酋长，用酒、布换人，把黑人当货物，贩运、骗往美洲。像这样的滩头阵地，从西非海岸的摩洛哥，沿海岸直到非洲西南部的安哥拉，每百十公里一个。这些城堡，就是为了在黑人反抗时进行镇压而修建的。”

为了冲淡地下室的殖民主义恐怖气氛，恩克鲁玛又破例引导周恩来、陈毅等人上楼，到夫人和孩子们住的房间参观。上得楼来，气氛就大不一样了。他的家庭，是一个“种族团结”的家庭，夫人是一位漂亮的埃及白种人，孩子的皮肤呈棕色。恩克鲁玛把夫人介绍给周总理认识，并亲切交谈。这样的礼仪，是极少的。因为在非洲，只有自家人才能看见家中妻子的容貌。可见恩克鲁玛没有把中国贵宾当外人。

从楼上下来，周恩来意外地发现城堡里还放着一台乒乓球案，知道恩克鲁玛与自己有着同样的爱好，立即提议与恩克鲁玛“赛”一场球。他俩愉快地拿起拍子上阵，由陈毅元帅当裁判，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作副裁判，你一来，我一往，乒乓球桌上发出了轻快的、有节奏的响声。虽然俩人球技都不算高，但意味深长。当时就有人赞叹：“这是国际乒乓球赛中级别最高的一次，在国际乒乓球赛史上应该占有辉煌的一页！”在恩克鲁玛处境维艰、十分危险的时刻，周恩来提出如此轻松愉快的建议，它的深远政治涵义，世人是不言而喻的；对恩克鲁玛的紧张心理，也是一个极好的调节。

以后的会谈，都是周恩来亲赴奥苏城堡进行。他劝恩克鲁玛，不必到宾馆去回拜。对中国总理在最危难的时候送来巨大的力量和慰藉，且处处体谅和照顾对方，恩克鲁玛甚为感激。他也知道，这件事在世界政治、外交史上是罕见的。为此，恩克鲁玛在会谈中对周恩来说：“我代表大家一致的意见认为，过去我们也有客人，你这次访问对我们的情况作了仔细的分析，所以你的访问，是所有对加纳的访问中最好的一次访问。”

这件事，给周恩来本人也留下了极深的记忆，以后他多次提及。 1964

年 2 月和 1965 年 8 月他曾分别对锡兰（今斯里兰卡）和阿尔及利亚领导人说过：

“在我去访问加纳以前，情况发展到最严重的地步，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搞颠覆活动，其中有美国，它们收买警察，行刺恩克鲁玛总统。恩克鲁玛只能用军队来保护自己，现在正在改组警察。我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去访问加纳的。加纳遇到如此重大的困难，我们应该前去访问。”

“我去年访问加纳时，正是阿克拉最不安全的时候，总统不能出来。我看，只有中国的总理肯这样去。”

这件事，在非洲大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代表团访问加纳后，立即就有几个尚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向周恩来发出了访问邀请。

遗憾的是，1966 年初恩克鲁玛执意要去越南调解越南战争，2 月 24 日，他途经北京并进行访问时，加纳国内再次发生军事政变，他领导的政府被推翻。周恩来在这之前就曾劝他不要离开首都阿克拉，但他既然来了，国内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又提出让他留在北京，但中国离非洲太远，他还是经莫斯科去了几内亚。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热情地接待了他，并给予他“几内亚共和国两总统之一”的名誉称号。1972 年 4 月 27 日，恩克鲁玛因癌症不治与世长辞。9 月 14 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加纳政府贸易和友好代表团时，对团长、工业部长阿格博少校回忆起老朋友恩克鲁玛：

“恩克鲁玛这位老朋友，他一定要去调解越南战争问题。我劝他不要来，但还是来了。结果，来了就回不去了。如果他当时要留在北京，那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不会使他为难的。但他觉得离非洲太远心不安，去几内亚了。我在 1964 年 1 月访问加纳时，在城堡里会见恩克鲁玛，当时他没有出来，

呆在城堡。当时我劝他不要出国，我离开加纳的时候没有要他送。 1966 年恩克鲁玛来调解越南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那是没有办法调解的嘛！所以他一来就出了事情。这件事对他教训很大。1966 年以后我们就见不着面了。”

周恩来最后补充了一句： “不管怎样，他是你们非洲解放运动的杰出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