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伍豪事件”的挑示

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他在江青的信上愤然批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二百四十三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

然而，周恩来知道，对江青一伙，仅仅进行反驳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伙一手造成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就是前车之鉴。

试想一下，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这样一件中央知道并且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上作过结论的事，在那人妖颠倒的时代转眼问就被定性为“叛徒集团”，那么，谁又能保证“伍豪等脱党启事”不会演绎成第二个“叛徒集团”？ 也许，江青一伙正是基于诬陷“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才敢明目张胆地以“伍豪启事”来诬陷周恩来。更为要紧的是，周恩来想到：如果他在这个时候被打倒，并不单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事。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己负有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责任与使命。陶铸被打倒了，几位老帅和几位副总理也因“二月逆流”靠边站了，惟有他才能争得毛泽东的支持，和党内的正义力量一起，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相抗衡。而一旦他被打倒，林、江两个集团将更加肆无忌惮，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安危将不堪设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周恩来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所以在 5 月 19 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

亲自调阅了 1932 年上海各种旧报，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 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 1932 年 2 月 18 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 月 18 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20 日、21 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 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在我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 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赵容

（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我是记错了。查遍 1931 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 可见在我的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 年 11 月 12 日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 年 1 月 2 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周恩来 5 月 19 日夜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

小组各同志阅，存。”显然，毛泽东没有搭理江青的企图。1967 年底，北京有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等脱党启事”，毛泽东于 1968 年 1 月

16 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周恩来先后将载有伪造

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对此事的批示拍照存档。 1968 年 1 月，他又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告知她将有关材料存档的事，并说：“此事在1931 年、1932 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伪造。我在 1943 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