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突变

7 月 23 日，早饭后，毛泽东吃了三次安眠药还睡不着，他就要机要秘书告诉办公厅会议科立即通知大家开大会，他要讲话。大家当然以最快速度赶到“庐山大会堂”（30 年代蒋介石在庐山办军官训练团时盖的两层楼，楼下是戏院，楼上是会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大意如下：

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文件，和一部分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说，孙科一触即跳。因之， 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即是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两种话都要听。我劝这些同志要听坏话。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垮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一塌糊涂，要垮台了。所有右派言论都出来了。有人就是右派、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外结合。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句名词，我对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 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 其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 腰杆子硬。我们多数派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没有肥皂，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淡了两个钟头。■岈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7、8、9 三个月，平均每天 3000 人参观， 10 天 3 万人，

三个月 30 万人。徐水、七里营听说也有这么多人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 想旱点搞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

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刻是动摇的， 在历史的大风浪中不坚定。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要基本正确。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 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是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他们重复 1956 年下半年、1957 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 30 公里了。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欢迎。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有话就要讲。口将言而嗫嚅，无非是各种顾虑。上半个月顾虑甚多，现在展开了，有话讲出来了，记录为证。口说无凭，立此存照。有话就讲出来嘛，你们抓住，就整我嘛。不要怕穿小鞋，成都会议上我说过，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杀头，不要怕开除党籍。一个共产党员、高级干部，那么多的顾虑，就是怕讲得不妥受整。这叫明哲保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部分人不高兴：一部分是触不得的，一部分是方向危险的。不赞成， 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

毛泽东的这个长篇讲话，措词的严厉，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主要是针

对彭德怀以及那些“离右派差三十公里”的“动摇分子”。如果说前几天是阴云密布，这次讲话就是一声惊雷了。

毛泽东为了证明党内外出现了“右派猖狂进攻”的形势，7 月 26 日，他又批示印发了《李仲云的一封信》，并写下了《对于一封信的评论》。评论说：“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大，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表现在此次会议印发各同志的许多材料上。这种情况远没有达到 1957 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显著，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评论》号召那些“得失相当”论的中间派不要再摇摇摆摆，“我们不怕右派猖狂进攻，却怕这些同志的摇摆。”《评论》最后说：“我们党三十八年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还说，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不讲于团结不利，现在这一次争论， 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

当天，各小组还传达了毛泽东的儿句话，“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

这样毛泽东已经把彭德怀的问题定性为“右倾活动”、“猖狂进攻”。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形势突变，各小组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张闻天，

一些“左派”更加劲头十足。彭德怀被罗织的“罪状”很多，有历史的，有现实的。揭发批判彭德怀等“罪状”的小组会简报，每天有好几期，都印发给全体到会者。

在这种情况下，7 月 26 日上午，周恩来专门向北京来的各部委负责同志作了一个长篇讲话，苦口婆心地关照他们：要接受这个突然发生的连他也没有料到的严峻形势，怎样渡过今后难关——既要反右倾，又要把工作做好。他的讲话大意是：

谈政治方向与工作态度两个问题。弄清政治方向， 划清界线，在政治方向上，绝不能动摇和否定党的总路线；如果对总路线有怀疑，就是根本立场问题。但是，在工作上，应该采取积极态度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这两者间有联系，又有区别。会议形势的发展，事先我也无思想准备。也许有人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许多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一个时期会议的发展， 大家慢慢懂得了。不是两年的经验总结，而发现是方向问题，是一场政治斗争。党内思想动态不能不反映党外思想动态。到了时机成熟时，主席才讲明这个问题。主席一开始就讲过“得失论”。

去年是一场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革命。总路线为群众所掌握，九千万人上山，食堂遍及全国。怀疑者认为得不偿失。党内有天津干部、江西党校的议论和东北李仲云的信。会年也有人怀疑总路线。左、中、右，站在哪一方。彭总的信是右的代表。

主席论十大关系， 1956 年提出了多快好省，已经奠定了总路线的基础。不能单算经济帐，还要算政治帐。去年绝非得不偿失、得失各半，而是得多失少。

是投身于群众运动的热潮，还是对之泼冷水？每一个单位炼钢、炼铁得不偿失，都登报，行不行？算总帐，划得来。说“右”了，实际是说“左” 的人右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总路线是否正确？

补贴几十亿划不划得来？这是先念提出来的。先念是不怀疑总路线的。落实指标，落实到可靠的程度，是否机会主义？大家“焦头烂额”，“精疲

力竭”，算了四个礼拜的帐，是否机会主义（会议期间，周恩来一直抓计委和工交部门算细帐，落实 1959 年、1960 年的主要指标）。

落实指标以后继续前进，决不是机会主义。这就是政治态度。泄气思想是动摇总路线，我们只是去掉一部分虚气。

动摇总路线有两种表现：基本肯定，得失各半，都是泄了气，没有看到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另一种偏向是，尽说空话，看到许多问题不去解决，熟视无睹，放心得下。这同样是右倾。表面积极，总责备下面，光说空话，这实际是帮助了怀疑派，否认失调，否认紧张。这也是一类工作态度。

到底是否有赤字？是否通货膨胀？

会议初期要回答这些问题。会议中期，许多意见提出来了；怀疑、动摇出现了。中央领导同志中也出现了。引起了大家注意。

23 日毛主席讲话之后，会议进入第三阶段。究竟站在什么方向。还是采取批评、团结方针。彭总在主席处讲过匈牙利事件。个别地方可能出现，但整个国家决不会出现，出了偏差，中央马上纠正了。

执行总路线过程中发生的偏差，不是路线问题。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主观客观相结合。今年 850 万吨钢材，最后算帐只 700 万吨。也不要被此吓倒，不要沉溺在小洋群中，两条腿要走稳当，如意算盘不能打得太多，不要拍王鹤寿的桌子，各部是否有这类事？

有错误，也不能动摇总路线，问题只是偏差与不力。有的人一碰到问题， 就怀疑一番；只看到个别现象，忘记了全局和真理。我心焦如焚，置身其中。

另一种态度，是站在局外指手划脚，做旁观者、中间派。尽管有的指责是对的，但根本问题是方向，包括立场与目的，两种目的，两种态度。定要弄清政治方向，才能划清界线。各人按自己的思想情况作回答。北京来的人占一半多，当此紧急关头，要表态。

第二个问题讲工作态度。要正确算帐，把帐算清楚。地平线上出现了右派进攻，辽不到猖狂程度。公布了落实的指标，最高国务会议、人大常委会开后，必定议论纷纷，会发生各种怀疑，甚至反对总路线。郑州会议后，纠正了许多偏向，局部地区还有夏荒问题。

6 月 13 日分配了 850 万吨钢材，加进口 52 万吨。但国内实际只有 700 万吨，将影响各方面的工作。对这些问题，应当采取既严肃又积极的态度， 不要被吓倒了。

财政信贷、物资、劳动三平衡，即货币总发行数同商品总额相除，这是公式，不是教条，一切要同中国实际结合。面对客观事实，提出解决办法， 商品跟货币流通的矛盾，承认商品、市场的紧张。去年不仅吃多了，也用多了。因而要大力提倡节约。

我不安了半年，并非对总路线动摇。但决不可盲目乐观。钢材订货，找不到厂长，心里着实难过的，总之，积极负责，不说空话，面对铁的事实。从武昌会议至今已 8 个月了。大家在小组会上要作适当自我批评。不要怪地方。

今年基建用材要减 32％，共 250 万吨。生产用材减 52 万吨，减 9.2％。从不切实际到切实际。对远景，要增强信心，要保持“二五”跃进速度。

实干、苦干、巧干。落实各项指标与措施。大家想办法，同心同德，不埋怨， 不畏难。

⋯⋯

这篇讲话的言词之间，也显出了周恩来内心的矛盾。周恩来是大管家， 在庐山自始至终务实。他知道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着急的是今年指标如何落实，怎样完成任务。正如他自己说的，对此是“忧心如焚”。在当时对彭德怀等批判升级的情况下，周恩来一方面要坚持和维护总路线这面旗帜，遵从毛泽东的指示和意图，对彭德怀有所指责；另一方面又要保证工作正常进行，完成各项计划指标。既要务虚，又要务实；既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又不能为困难所吓倒。他已感到即将出现他不愿意看到的巨大风暴，又谆谆告诫大家站稳脚跟，努力把工作做好。真是煞费苦心呵！

23 日毛泽东讲话之后，各小组都纷纷揭发、批判彭德怀，也包括张闻天。彭德怀的罪状多得很，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小组简报每天几期，立即印发到全体人员。这里也有张闻夭的罪状。

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不作检讨更是不行的。聂荣臻、叶剑英两个老帅也抱着关心老战友的热忱劝彭德怀作认真检讨，这样对党有利。

彭德怀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和内心痛苦的煎熬，不得不于 7 月 26 日下午在小组会上作了违心的检讨，承认思想方法有片面性，信中对如何肯定大跃进的成绩，以及研究经验教训的方法，是有错误的。关于他写信的动机，“是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能够深刻地研究和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使我们的建设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我感谢主席的严正批评，纠正我的错误。”他坚持说： 这封信，“当时考虑只是供主席作参考用的”。

这样的检讨，当然是过不了关的。

因为 7 月 23 日晚上，周小舟，周惠，李锐等几人到黄克诚住处闲聊，又碰到彭德怀，因为他们在小组会上发表过类似的意见，又都是湖南人，此事一传出，就变成有组织的“湖南集团”、“军事俱乐部”了，一下子都把他们挂上了“纲”和“线”。7 月 29 日，毛泽东召集了中央常委和六个大区组长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实际上中央委员都已上了庐山。接着，召开大会。毛泽东讲话，主要内容是：

商量召开中央全会的事。

庐山会议已经一个月了，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想做两件事：

一、叫改指标。武昌会议定了指标，上海会议改了，现在看来改得不彻底。武昌定的指标是达不到的，但在八大会上通过了，要改指标，应由八中全会决定，向人大常委会建议通过。去年的事情，全世界都议论纷纷。

二、路线问题。究竟是采取哪一条路线，大家扯了很多，再开全会扯几天。方法是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竖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当面不扯，背后又有意见，那不好办事。

此外，还有业务问题，由国务院搞文件。

有些同志发表议论，说民主不够，谈得不充分，想把民主搞够一点。因此，8 月上旬开中央全会。全会的方式，分大会、小组会两种。

7 月 30 日，周恩来向彭真、李富春、杨尚昆等书记处同志说，常委考虑对彭德怀进行批判时，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就事论事，只批他的《意见书》和对总路线、大跃进的错误；一是连他在历史上犯的错误一起清算。主席主张后一种办法。

一场十分激烈的党内斗争，在毛泽东亲自挂帅下，开展起来。

7 月 31 日和 8 月 1 日，由毛泽东主持，连续开了两天的中大常委会，约

14 个小时。参加会议的人除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外，有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旁听。会场是在毛泽东住的“美庐”（原蒋介石的行宫）。大部分时间都是毛泽东讲话，彭德怀有许多对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间插话。

毛泽东的讲话主要内容有：

关于“得失论”。九千万人上阵炼钢，有一点损失，我也一点不痛心， 横直没有经验。从根本上论，是得多于失。没有失，哪来的得？总是失小得大。

彭德怀过去几次路线斗争都动摇。立三路线、王明两次路线错误，抗战时期闹独立性，听王明的。由于犯错误挨了整，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说彭德怀和他（毛泽东）的关系， 31 年来是三七开，合作三成，不合

作七成（彭德怀承认：他是是非各半的人，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

彭德怀在过去多次重要时期都不写信，这次为什么上万言书？写信的目的是希望发表的（彭德怀说，他写信只给主席作参考，没准备发表），目的在于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有野心，有右倾活动。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信中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是指中央领导机关，锋芒是攻击党中央，反对中央。

彭德怀的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不懂马列主义理论。党性、组织观念和纪律性差，等等。

毛泽东批评张闻天时说，洛甫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去了？你们要瓦解党， 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

刘少奇说，长征中，过金沙江后会理会议前，彭德怀批评军委领导，不守纪律。彭德怀表面讲的不是真心话，要检查记仇记恨的事。

朱德发言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没有上纲上线，当然没有“击中要害”。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他抬起腿来，用手指抓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朱德只得停止了发言。会议快结束时，朱德对彭德怀说，要投降无产阶级，彻底改正错误，永远跟毛主席走。

周恩来在会中，问过彭德怀一件事，他们一起同斯大林说话后，出门时， 斯大林同他讲过什么话。周恩来也批评彭德怀，他写信的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锋芒对着总路线，希望彭交心。要一改二帮。

林彪是 7 月 29 日才上山的，情况都没有搞清楚，但他看清了毛泽东的面色，他声色俱厉地批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看风使舵，老奸巨滑，攻击毛主席。他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彭德怀不要打这个主意。

这两次常委会，已把彭德怀定性为野心家、伪君子，组织“军事俱乐部”。反对总路线、党中央、毛主席，历史上是同毛泽东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等等。

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周恩来的心情是复杂的，8 月 1 日晚上，他召集大家开了个短会，宣布将在 8 月 2 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由毛主席讲话。他还说：彭德怀、张闻天的《意见书》出来后，“问题不少”已出现了右倾思想，怀疑和动摇总路线，会议动态逐渐明朗。

8 月 2 日上午 9 时，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大会堂举行。主席台设在舞台下面，就坐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围着主席台摆有三排藤椅，大家散着坐。

八届中委共 191 人，到会 147 人，列席 15 人。

毛泽东主持并讲话。他说，这次会议讨论两个问题：修改指标和路线问题。

修改 1959 年生产指标问题。他说，武昌六中全会决定的今年指标，上海七中全会时有人主张改，多数人不同意。那次改也改不彻底。今年还有五个月，改了好，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高指标成为一种负担，改了就轻松了。自己立的菩萨自己拜，现在还得自己打破。

关于路线问题。他说，这是此次中央全会的主题，有些同志发生怀疑， 究竟对不对？上山后，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讲话不自由。后来才了解，他们要攻击、破坏总路线，要有批评总路线的自由，庐山会议已开了一个月， 今天开全会，新来的同志莫名其妙。开几天小组会，再开大会，最后作出决议。

开会的方法，他说，历来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中央全会是分裂，还是团结，关系到中国之命运，社会主义之命运。我们应该团结。现在有一种分裂倾向。对犯错误的同志，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

毛泽东讲到过去同王明路线斗争的经过。他说，从遵义会议到七大， 10 年时间。中间经过四年整风，经过长时间等待，有的人才改正过来。他特别点洛甫（张闻天）的名说，经过 10 年很必要，有材料才能说服。洛甫这次旧病复发，打摆子，疟原虫在体内作怪，潜伏下来，有机会就出来。

最后他特别强调，现在是反右倾，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的领导机关，向人民事业猖狂进攻的问题。

为了彻底揭发张闻天的“旧病复发”，毛泽东在当天又写了封《给张闻天的信》，并立即印发给大会。信中正式提出了“军事俱乐部”这个名称。信的开头说：“怎么槁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信的结尾又说：“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统统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壁，相得益彰。”毛泽东的这封信，把会议推向揭批“军事俱乐部”有组织、有准备向党猖狂进攻的高潮。

毛泽东又连续批了许多材料并亲自加上批语，向会议提供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进攻的武器，而且把问题说得很严重。使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大会、小会、“机关枪”、“迫击炮”不停地向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轰击。

经过几天小组会的批判斗争后，8 月 11 日下午开大会，毛

泽东作了长篇讲话。主要清算彭德怀的所谓历史旧帐。说彭德怀三十几年来阶级立场没有转过来，还是资产阶级立场，资产阶级宇宙观。

13 日上午起开大会，张闻天作检查，下午彭德怀作检查，14 日上午黄克

诚作检查。这里，特别说一下 13 日大会情况。

彭德怀首先表示：一个月来的批判，“对我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他检讨了在土地革命时期历史上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也承认了过去对毛主席的主张不理解，不赞同，贯彻不力，等等。他还着重检讨了这次在庐山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彭德怀表示：“我坚决地。全部地抛弃那封信的错误立场、观点，坚决抛弃对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成见，坚决回到党的立场上来。”

对于彭德怀的这次检讨，不少人点头称赞，可是仍有很多人表示不满。

周小舟是在小组会上被斗争的，没有在大会上检讨。

这次大会，斗争火力之猛烈，许多老同志都从来没有经历过。有些人推开藤椅站起来对彭德怀指着鼻子批，许多坐在后排的人，就站起来看。刘少奇当主席，还站起来当面批，并拍了桌子。很多人都吃惊地站起来看。

8 月 16 日上午，八中全会最后一次大会。刘少奇主持，议程是： 一、彭德怀讲话，他简单地表态，承认错误，接受全会的决议。

二、通过决议：①通过《八届八中全会公报》；②通过《关于增产节约的决议》；③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④ 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⑤通过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三、毛泽东同志讲话。

1. 月 17

   日，还开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中央委员都到了会。毛泽东主持会议。这次会议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长、军委委员的职务；撤销黄克诚的军委委员、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林彪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贺龙、聂荣臻为军委第二、第三副主席；任命罗瑞卿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撤销了张闻天的外交部副部长的职务； 撤销周小舟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保留省委委员。

开了 40 多天的庐山会议，就在热烈的掌声中闭幕了。

但是，事实是无情的。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助长了“左”的发展， 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轻工业急剧下降，许多日用品十分缺乏。遭到破坏最大的是农业。1959 年粮食产量只有 3400 亿斤，比 1958 年的 4000 亿斤

减少了 600 亿斤。 1960 年又下降到 2870 亿斤，比 1951 年的 2874 亿斤还低，在三年困难时期，城市人民因缺乏粮食和副食品，普遍发生浮肿病，饿死不少人，各地向国务院要粮食的电报像雪片飞来，堆满周恩来的办公桌， 使他难于应付。他只好让粮食部和铁道部准备好几列装着粮食的火车，哪里急需火车就往哪里开。有一次，上海库存粮食只够供应 3 天，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一旦缺粮，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周恩来就用这个办法解决了上海的燃眉之急。

“大跃进”和庐山会议的错误，给国家造成多么沉重的灾难呀！

历史是公正的。经过 22 年后的 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否定了发生在庐山的这场斗争。《决议》中说：“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夭，周小舟反党集团’ 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 1959 年到 1961 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这是多么沉重的教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