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斗争方式

尽管在怀仁堂会议上，周恩来的话不多，但大量史实和研究表明，无论从什么角度上讲，周恩来都与二月抗争事件本身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勿庸讳言，由于各种原因（包括许多第一手材料严重不足等）所致，到目前为止，在一些问题上仍难免存在种种不尽一致的看法。为叙述方便，有必要将近几年来党史界关于二月抗争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说明。

通常讲的二月抗争，实际上是指从当年 1 月 19 日开始，到 2 月 18 日为

止的整整 1 个月时间里，老一辈革命家在各种不同场合所进行的一系列斗

争。在 1 月 19 日、20 日召开的军委碰头会上，叶剑英等者帅两次“大闹京西宾馆”，由此揭开了这场斗争的序幕，构成整个抗争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争论的焦点是要不要稳定军队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场斗争首先是从军队问题开始的。从 2 月 7 日开始的由周恩来负责召集和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老一辈革命家再次主动出击，向中央文革一伙人多次展开面对面的论争。2 月 16 日碰头会上双方斗争达到最高潮，这是整个抗争的第二阶段，即“大闹怀仁堂”。本阶段争论的问题已由要不要稳定军队进一步扩展到要不要党的领导和应不应当把者干部统统打倒。2 月 16 日晚至 18 日晚，是抗争的第三阶段，这时者同志们的斗争主要为：谭震林写信痛斥江青一伙，周恩来、陈毅、李先念、聂荣臻等在各种群众场合继续就“三原则”问题阐明看法。该阶段斗争虽然时间短暂，却方式多样，内容丰富，影响广泛。下面，试从三个方面来着重考察、论述周恩来在长达 1 个月之久的抗争过程中的思想变化和主要活动情况。首先，关于周恩来与“抗争三原则”。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都打倒和要不要稳定军队，这是二月抗争中老一辈革命家紧抓不放、据理力争的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也是论争中的核心问题。它集中反映了老同志们与“文革派”之间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所必然形成的两种截然对立的认识，对“三原则”的态度，实际也就成了辨别“站在哪一边” 的一个标准。那么，此时的周恩来在这样一些十分尖锐且又不容回避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是如何认识的呢？1967 年，曾被周恩来称为“最不平静的一年”。年初，在所谓“一月革命”的狂飚中，全国到处掀起“夺权”浪潮，各级党政机关很快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先后有两位省委第一书记（即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一位国务院部长（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混乱中含冤去世。和“文化大革命”发动时的情形一样，面对“天下大乱”、“无法无天”的局势，周恩来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仍努力地从正面、从好的方面去理解和解释许多难以理解、难以解释的现象，甚至还在一些场合去耐心说服那些思想不通、行动抵触的老同志、老部下。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大量公开的言论中继续重申他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并指名保护了中央和地方的许多领导干部。

1 月下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后，周恩来对整个形势的认识较前更进了一步，其态度也随之发生变化：

1 月 22 日，国务院所属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在造反派的凌逼下冤逝。对此，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百思不解，悲愤交集，他情绪异常激动地质问造反派：如果连一位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

不真是无法无天了？之后，在与财贸系统造反派座谈时他又强调：不能认为带“长”字的一概不要，那么多部长、副部长都统统不要了吗？不能，局长也不能。你们这样下去会走到反面。

1 月 26 日，在接见工交系统造反派时周恩来不无忧虑地指出：上海一月

夺权消息公布后，我们估计 10 天左右会出现连锁反应。夺权不能看成到处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你们想想，全国党政领导机关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再一划，就划到“三反分子”去了。要统统都是，哪还有“一小撮”？还有什么区别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在毛主席领导下，在党中央领导下，“长”字号都是铁板一块的“黑帮”？不会这样嘛！

1 月 27 日，周恩来对新疆某造反派提出：你们应该对解放军有起码的信任，不能把自治区党委、军区领导一脚踢开。同日，他严厉批评天津市造反派绑架几位市委领导人的行径，指出：这不是个别现象，是带有普遍性的。我们决不能让我们的青年学美国“三 K 党”的行为！

月 31

日，周恩来在向军队系统有关单位宣讲军委“八条命令”时，强调人民解放军必须保持稳定，不能冲击和进驻军事领导机关，更不能随便揪斗、抓人。同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面临“夺权”威胁时，他明确宣布，华北局是党中央的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中央的权。他还当场质问造反派：“你们谁想当华北局第一书记？”
月中旬前后，周恩来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更加具体、明确，从不同角度直接阐明、突出了“三原则”。

关于党的领导问题，2 月 17 日，他在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代表时提出：任何党的处分，只能由党组织决定，你们不能叫党委靠边站；（财政部）党组织能由群众组织去解决吗？财政部党组的工作要恢复，各部党组、党委职权要恢复，要行使职权，政治部工作也要恢复起来。

关于对待干部问题，他重申：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对干部不能搞无休止的斗争，揪住不放，乃至戴高帽、“喷气式”、照相、登报，这是对严肃的政治斗争的丑化，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主席批评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套做法。

关于稳定军队问题，他在 2 月 16 日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负责人及造反派代表时指出：现在北京和各地到处都在发生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全国形成了冲击解放军的一股风；这不是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是对解放军的不信任、不爱惜，是给解放军脸上抹黑。

以上周恩来的一系列言论，十分清楚地表明他对当时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尤其在“三原则”的问题上，可以说是毫不含糊，观点鲜明。与“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相比，周恩来这时的认识已不仅仅是针对这场“革命”的方式方法，而是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可避免地触及这场“革命”的目的和后果了。与此同时，在京西宾馆和怀仁堂会场上，早就对混乱局势忧心忡忡、寝食不安的老同志们也正大声疾呼，痛切陈词。会上会下，彼此呼应，看得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确是风雨同舟，心心相印。

第二，关于周恩来的斗争方式。在看到周恩来与老同志们在“抗争三原则”方面认识一致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在斗争的具体方式方法上，周恩来和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又是有着明显区别的。例如，在抗争的第一、第二阶

段，老同志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多是在党内军内的高层会议上同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进行面对面的、唇枪舌剑的论争，即“两个大闹”。应该说，这是构成二月抗争的一种主要的斗争方式。从目前能接触到的史料看，周恩来似乎并没有准备采取同样的方式，在同样的场合来表达对前述各种问题的看法。即便在几十年患难与共的老战友、老部下拍案而起、尽吐衷肠之际， “两军”阵前的周恩来仍不动声色，稳如泰山。这也许正是今天一些人难以理解的地方。

历史地看，经过长期残酷的对敌斗争，特别是经过一次次复杂、尖锐的党内斗争的考验，周恩来逐渐磨砺、锻造了一种超出一般人的性格，即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够表现出极度的克制、沉着、冷静，从容自若，处变不惊；与之相适应的，则是他所习惯运用的迂回、渐进、韧性的斗争方式。越是情况复杂、矛盾加剧、冲突尖锐，就越能显示出他这种特有的性格和斗争艺术。如前所述，在“全面夺权”、“无法无天”的日子里，周恩来更多的是利用与广大领导干部和各种群众组织代表广泛接触的场合，来阐明对于各类问题的看法。这里，既有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也有苦口婆心的批评帮助，甚至不乏声色俱厉的批驳、责问。他总是试图寓大小道理于对各类人的谈话中。这样，他一方面是做广大干部群众的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另一方面，也是在用大量事实来抨击错误论点，揭露其危害。例如，他所反复强调的关于建国后 17 年成绩是主流的观点，实际上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论点，使之在事实上、逻辑上都难以成立，成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保护干部的一条重要理论依据。再如，在夺权的具体问题上，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坚持只能夺领导运动之“权”，而不能夺掌管业务之权，实际工作仍由原来熟悉业务的领导干部负责。这就使造反派所夺之“权”成了虚的，而实权仍掌握在许多老干部手中（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与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公开讲话中存在明显的差异）。后来，周恩来更进一步认为党委、党组及政工部门的领导权也不能放弃，造反派连虚权也不能随便“夺”。 1967 年二月下旬，周恩来对南方某省省委主动向造反派“让权”的做法提出批评，指出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错误”。当然，实际情况最终并没有朝着周恩来所设想的方向发展，但他为此所做的种种不懈努力，却是有目共睹，不应抹煞的。

再从现实角度看，在整个二月抗争过程中，周恩来之所以选择了不同于其他老同志们的斗争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深知自己的地位和作用的极端重要、极端特殊。这集中表现在他同利用和扩大毛泽东错误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上。周恩来在中央文革小组内没有任何职务，但又常常要出席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甚至还要定期赴他们的住地“办公”。这种“新文革” 与“旧政府”之间既对峙、又共事的十分复杂、微妙的关系，迫使他不能不极其慎重地处置每一件事情，权衡每一言行所带来的种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8 个字来形容周恩来的处境，是再恰当不过了。然而，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至今有人对周恩夹难以理解，甚至不能原谅他所讲过的违心的话或错话，所做的违心的事或错事。在一些人看来，周恩来之所以不能像其他老同志那样向“中央文革”一伙人作面对面的公开抗争，似乎是某种软弱的表现，甚至认为是为个人保身的需要。对此，不少国内外学者发表过不同见解，如有论著指出：

“周恩来没有拍案而起否定‘文化大革命’，历史地看，这正是他以党。

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当时周恩来如果拍案而起，结果无非两仲可能：一是不仅不能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起中和作用，反而被打倒的人更多，领导权被夺去更多；二是引起党的分裂、国家的分裂，军队的分裂。无论哪种可能成为现实，党、国家、人民都将遭受更为严重的灾难。”

还有学者认为：“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谨言慎行并非由于怕冒风险。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一向临危不惧，不怕牺牲，意志坚强，这都是毫无疑问的”；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这种特定局面，才迫使他不得不“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更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

总之，同是为着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由于各种具体情况不同，甚至不排除个人经历和性格的差异，每个人所采取的具体的斗争方式也会不尽一样。《历史决议》指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应该说，党和人民对于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其斗争方式的历史性评价，也包括并适用于 1967 年二月抗争中的周恩来。

最后，关于周恩来与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们的关系。在这方面，最能体现周恩来与这些他所熟悉的老战友们之间的特殊感情。

1 月 24 日，周恩来亲临主持有外事口造反派参加的“陈毅检查大会”，在陈毅念完“检查”（这个“检查”稿，曾经周恩来反复推敲，多次修改）之后，他向造反派强调：陈毅是为党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同志，应以同志式的、阶级兄弟式的态度帮助他，而不能再加重他的负担，以便让他今后多出面，多做工作。

1 月 25 日，在首都科技界夺权“誓师大会”上，他明确提出：夺权不是孤立的行动，要有上级的领导，不能放任自流，搞无政府状态；在你们夺权的一定时期，要请李富春、聂荣臻同志过问。

1 月 26 日，在接见工交系统造反派时他又指出：余秋里进行了 6 次检讨，心脏病发了，至今未恢复。你们要有阶级感情么！他是从红小鬼上来的，经过长期的考验，我们需要他，党需要他。

月底，获悉刚从三线回京的谷牧在机场遭建委机关造反派绑架，周恩来即派出联络员找造反派交涉，限令第二天必须将谷牧送回中南海。
月 8 日至 9 日，批准同意谭震林、陈毅、李先念、李富春等人建议，

将各省、市、自治区的一批领导同志接来北京养病、休息。

2 月 11 日，在接见农口造反派时，要求他们承认谭震林的领导，要让谭多抓工作。

2 月 16 日晚，在接见内蒙古有关方面负责人及造反派时，批评了北京的一些造反派冲击军事首脑机关，要求与徐向前辩论的行径。

2 月 17 日晨，在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时质问他们：李先念同志是（财政部）党组第一书记，你们怎么能夺他的权，你们这样搞是夺中央的权，夺毛主席的权！

自 2 月 7 日开始的由周恩来主持的怀仁堂碰头会上，老同志们接连主动“出击”，怒斥“中央文革”一伙，周恩来一直到会“坐镇”，并无“停战”、“休会”之意。

尤值一提的是：从 2 月 16 日老同志们“大闹怀仁堂”后至 2 月 19 日晨

毛泽东召集会议前，周恩来对老同志们“大闹”之事守口如瓶，始终未作“汇报”；直至江青一伙告状、毛泽东“发怒”之后，他才连日约这些老同志们谈话，实际是在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做检讨“错误”的准备。

以上情况，几乎所有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的回忆录、传记、纪念文章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有所提及、记叙，在他们的心目中，周恩来理所当然地是同他们站在一起的。这就说明，在长达 1 个月之久的二月抗争过程中，周恩来和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不仅认识基础是一致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对于各自所采取的不同的斗争方式，也是最终能够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