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当时的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千方百计地关怀他们保护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1966 年 8 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大家要批斗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不

发言。

月，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在讲话时，会场的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他听到后，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才继续讲话。他说：“即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
月 18

日，部分红卫兵在林彪、江青一伙人蛊惑下，在天安门前观礼台上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当天下午，清华大学也出现了“打倒修正主义头子刘少奇”的大标语。周恩来知道后，立即要周荣鑫和童小鹏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向红卫兵做说服工作。
月中旬，北京政法学院群众组织要开会批斗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目的是想从李雪峰身上追查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马上通知新华社：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中央已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这样的会。周恩来还特意交代刘少奇、邓小平，要他们不出中南海。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无视周恩来的劝阻，继续掀起揪斗刘少奇、邓小平的狂潮。1967 年 1 月，中南海各门外一片喧嚣，北京的“造反派”高喊着要揪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出中南海批斗，遭到周恩来的断然拒绝。我们看到平日笑容可掬的周恩来，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怒目冷对，严厉地制止了那些造反派的无理狂妄要求。终于逼使他们撤离中南海。

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没有达到揪刘少奇的目的，l 月 6 日，就采取造谣的伎俩把王光美骗出去，他们打电话给王光美说，她的女儿被车撞伤了，现在已送到医院，要她赶快去看。王光美信以为真，就急忙坐车出中南海到某医院，结果被“红卫兵”挟持到清华大学去开大会批斗。周恩来知道了，立即派人去交涉，把王光美救回来，并批评王光美为什么不报告就出去了。江青、康生等人眼看一次冲不进中南海，就煽动群众组织再次去冲中南

海。7 月，他们趁毛主席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 100 多个群众组织，共 5000 多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大有非冲进去不可之势。几百个高声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被狂热冲昏头脑的红卫兵、群众振臂高呼，非冲进中南海不可，局势相当严重。

周恩来临危不惧，独撑危局。他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你们如要冲进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一连说了三个“错误的”，可见气愤之极与坚决不让步的决心。面对那些高音喇叭和无数“造反派”的狂呼乱叫，周恩来坚定地说：“就是大炮轰，我也不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那时局势相当混乱，工作人员担心周恩来的安全，几次劝他离开，到安全的地方去，他严肃他说：只要我在这里，高音喇叭就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若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内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在中南海被围困的 50 多天里，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拼着一身，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

多躲藏在中南海内的领导干部。 1968 年刘少奇病重，医护人员在当时“文化大革命”思潮影响下不愿意或者不敢去护理，周恩来动员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护理刘少奇。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作出错误的“开除”处理之前，那天晚上，周恩来一夜未眠，在屋里踱步焦思。英国作家韩素音说：“所有人（我说的所有人是指所有高层领导，包括周的妻子邓颖超在内）都同意这一看法，周恩

来有些行动‘是违背他自己的心意的’。（1968 年 10 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谴责刘少奇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不这样做，他 24 小时之内就会被撵下台。中国就会成为‘中央文革，的天下，林彪的天下。”后来，1970 年周恩来同埃德加·斯诺谈话中，仍称呼为“刘少奇同志”。斯诺说：“周叫他同志使我很吃惊，一开始我还没有弄懂其中的含义。”韩素音在她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说：“这就是周的自白，说明他并不同意开除刘的决定。” 1966 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展开，周恩来觉察到“中央文

革”在打彭老总的主意，嘱咐身边工作人员要密切注意成都方面的动态，有情况随时汇报。他深知彭老总的性格，刚直不阿，宁折不弯，若是与“造反派”硬顶，怕要吃亏。 12 月下旬，他获悉彭老总已被北京去的红卫兵抓走，即将送北京，十分着急，指示周家鼎告诉成都军区司令员、政委按中央三条指示对待彭总：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车站等候，指定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亲自去接，由卫戍区安排食宿，不准任何一派红卫兵插手。

月 27 日下午 4
时许，火车抵达北京后，傅崇碧按周恩来指示亲自去接。但情况并不妙，北京各路造反派已闻讯云集车站，人山人海，排开阵势，准备抢人，各派互不相让。此时，周恩来正在与中央文革小组开碰头会，听到戚本禹眉飞色舞地向“文革”小组成员通报：彭德怀已抓到北京车站的消息，立即站起来说：此事由我来处理，随后离开会场，亲自去找红卫兵头头，批评他们，同意他们派人与卫戍区共同管理，并约法三章：对彭老总不许游斗，不准武斗，不准搞逼供信。这样，彭老总暂时被“监护”起来，从 1966

年底到 1967 年 7 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与摧残。

尽管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政领导干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视为异己，仍受到了很大损失，周恩来不可能一一顾到，顾到的也不可能一一如愿。张霖之的死就是这样。1966 年底、1967 年初，全国掀起了揪斗“走资派”的浪潮，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从哈尔滨回到北京不久，就被“造反派”抓走，被打死了。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痛心，掉了泪。谷牧回忆说： “周总理一天接见群众时，眼里含着泪水，手里拿着霖之遍体伤痕的遗体照片，悲愤他说：这么一个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叫我怎么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部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不真的是无法无天了⋯⋯看着他那悲戚的面容，听着他那激愤的声音，我们无不为之动容。此后不久，周总理即主持搞了一个不得对被批斗干部进行体罚的规定。”在另外一次会上，周恩来十分激昂地说：我是总理，你们（指“造反派”）把一个部长抓去 47 天就没有给我报告一下。他是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下届党代会上人家问我，张霖之候补委员到哪里去了，我怎么回答呢？周恩来又问，还有哪个部长被抓，李先念讲了有关部长被抓的情况。周恩来说，赶快派联络员把他们接出来。接着就把吕东、陈正人、段君毅等几十位领导人接到国务院保护起来。

孙维世的死，也使周恩来十分伤心。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 20 年代初在德国时和朱德一起经周恩来介绍参加共产党的，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上海龙华。抗战初， 1938 年，孙维世和哥

哥孙泱在武汉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和邓颖超惊喜地看到了他们。邓颖超说：“维世啊，你当我们的女儿吧。”孙维世亲热地叫了“爸爸”、“妈妈”。周恩来、邓颖超像对自己的孩子那样对待她。后来，孙维世和孙泱都被送到延安学习。 1939 年周恩来坠马伤臂，去苏联治疗，孙维世随去苏联进了莫斯科戏剧学院，在表演系和导演系学习，1946 年回延安。建国后，她和著名话剧艺术家金山结婚，任青年艺术剧院导演、副院长，导演过《保尔·柯察金》、《钦差大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江青一伙的迫害而死。周恩来深深地愤怒了，但怅望苍天，只好把怒火埋在心间。

正如段君毅所说：“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周总理对干部的保护是尽了极大力量的，可是他说的话也常常算不了数呀。有时，周总理替挨整的干部说了话，‘造反派，反而对他保护的人斗得更加厉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仍然在千方百计地保护干部。”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夏衍作为文化部副部长，已经被扣上了“反对写工农兵”的“题材广阔论”的帽子，被康生等在社会上不点名地批判。一次，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康生说：“我也曾经说过题材广阔的问题，也欢迎你指教。”康生连说：“不敢，不敢。”后来，夏衍被调出文化部，安排到对外友协“闭门思过”。1966 年初，在一次会见印度尼西亚电影代表团时，周恩来安排夏衍参加了。第二天，全国各报纸都登出了接见时的照片，毛泽东、周恩来、夏衍及江青一起同外宾合影。江青看到后忿忿地说：“真不像话，这个时候了还让他出来亮相，不是白批了吗！”为了避免招来江青、康生等更大忌恨，周恩来要人转告夏衍：安心在家养病，如身体许可，可到下边去看看，但是“南方不要去”。这是告诉他要避开上海这个地方。“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 年 12 月夏衍被江青、康生一伙秘密逮捕。周恩来叫秘书向有关部门查问，都说不知道。夏衍是谢富治手下的公检法“造反派” 会同文艺界的红卫兵抓走的，受到酷刑拷打，腿被打断。他通过一位好心的医生带信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要谢富治放人，谢富治说这是江青、康生搞的，他管不了。一天，周恩来当着毛泽东的面对江青说：“夏衍被打断了腿，应让他先回家治疗。”江青说：“运动方兴未艾，都把他们放了，我们还批判什么。”此后，江青伙同谢富治给夏衍定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经林彪表态，关到秦城监狱，一关关了八年多。这中间，周恩来几次提出要释放夏衍等一大批同志，都因江青、康生阻挠而未果。直到 1975 年冬天，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夏衍才被假释回家。廖承志来看夏衍，带来了周恩来对他的慰问，后来又到医院向周恩来汇报了夏衍的情况，周恩来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说：“好！只要人还在，就好⋯⋯”

仔细体会这句话，周恩来是从长远着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