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从僵硬对抗到第二次缓和

罗纳德·里根于 1981 年担任美国总统，1985 年连选连任执政至 1988 年。里根上台后，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一套“以实力求和平”的新的“遏制”政策。

里根一再强调，面对苏联“实现统治世界”的战略目标，“西方文明” 进入了“最危险的 10 年”，美国在抵御苏联扩张方面是“唯一能够担任领导的国家”，因此要进一步增加军事开支，重新夺取军事优势，使美国具备同苏联打各种形式和各种规模战争的能力。他制定了大规模扩充军备的计划，并于 1983 年 3 月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SDI）即所谓星球大战计划。他企图凭借美国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通过这一计划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既大大提高核威慑力量，又带动美国科技经济的发展，还可造成对苏联的技术和经济上的压力，从而拖垮苏联。

除军事实力外，里根的“以实力求和平”的战略还包括政治、外交、经济和情报等各种手段的应用。里根主张同苏联对话、谈判，但谈判原则是从实力地位出发，通过谈判不断对苏联施加压力。里根当局还特别强调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1982 年 6 月，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称，“我现在要叙述的长期计划和希望——自由和民主的前进，将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弃置在历史的灰烬之中，正如它曾经将其他压抑人民自由、禁止人民表现自我的暴政弃置一样。”①里根发表演说后，美国国务院举办了一次所谓研讨共产党国家民主化运动的会议。国务卿舒尔茨应邀在会上发表演说，说支持民主不仅是美国政府的政策，也是美国历史和世界观的根本所在，公开把希望寄托在苏联等“共产国家内”的“和平演变”上。②

“里根的第一届任期，是美苏关系 20 年来的谷底。”③美苏双方唇枪舌战，关系十分紧张。

但是及至 1985 年里根第二任期开始，特别是 1987 年以后，美苏关系有了很大改善，被认为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即第二次缓和时期。美苏关系由以军事竞赛和对抗为主进入了以综合国力较量和对话为主的新时期。

美苏关系的这一调整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也有其政治思想背景。

苏联由于其与美国的全球争霸，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自 70 年代中期起，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和陷于停滞，在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上，同美国的差距出现重新拉大的趋势。特别是 1979 年底苏联发动的侵阿战争，到 1987 年，

累计伤亡人数达 3.5 万，耗资达 400 亿美元之巨。面对严峻的现实，1985 年

① 《中美月刊》第 27 卷，1982 年 7 月，第 4 页。

② 《中国时报》（美国出版），1982 年 10 月 20 日。

③ 米歇尔·曼德尔伯姆、斯特罗伯·塔尔伯特著：《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中译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第 21 页。

3 月上台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以军控为中心的全球缓和战略。这一战略的主旨是要为苏联的“加速发展战略”创造和保持一个宽松的外部条件，主要内容体现在他的对外战略的“新思维”上。他强调在核对抗时代必须用“新的政治思维”来取代“过时的”传统观念。他提出核时代“人类生存高于一切”；核战争“不会有胜者”，主张“和平共处在今后，特别是在核时代，已经成为全人类生存的条件”，“不把任何一个国家和任何一国人民当作敌人来对待”等等。尽管他提出抛弃勃列日涅夫、否定有限主权论和“革命输出论”等，在实践上为改变过去霸权主义做法和为争取实现缓和做了努力，但从总体上看，他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这恰恰迎合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需要。

从美国方面来说，80 年代初里根提出“重整国威”后，大规模扩充军备，同苏联紧张对抗。为此也背上了军费开支负担的沉重包袱。从 1981 到 1987

年的 7 年里，美国共花去军费 2 万亿美元，联邦政府的财政收支连年出现巨额赤字，要继续同苏联对抗和扩充军备，显得力不从心。正如美国专栏作家哈施所说，同苏联一样，美国也“处于需要从冷战的代价和紧张中缓口气的境地”。①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戈尔巴乔夫的全球缓和战略和“新思维”与美国的需要一拍即合。

美苏关系的新的缓和时期具体表现是，第一，1987 年以后，美国明确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第二，由不愿同苏联达成重大裁军协议，不给苏联喘息时机，变为愿意作重大裁军交易。1985 年 11 月和 1986 年 10 月，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先后在日内瓦和冰岛的雷克雅未克就军备控制问题举行了两次会晤。1987 年 12 月 8 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美国华盛顿白宫签署了

全部销毁两国中程和短程核导弹条约即“中导条约”。尽管这个经过两国 6 年多艰难谈判而签署的条约，只占美苏两家核武库的 4%左右，但它终究是自出现核武器以来达成的第一个削减核军备的协议，并且是美苏之间第一次就销除整个一种类型的导弹达成协议。两国还就战略武器削减 50%举行了多次会议。第三，美国改变了用阿富汗和柬埔寨两场战争消耗和孤立苏联的做法。不断声称，美国无意将苏联拖在阿富汗，愿意与苏联寻找“共同点”，政治解决阿、柬这两个“热点”问题。从 85 到 88 年的 3 年里，美苏两国在扩大

双边接触、交流与合作方面取得了进展，签订了 43 个双边协议。总之，1987 年以来，美苏关系以中导协议为契机，进入一个有限缓和时期。

美国和西方国家利用“缓和”也加强了“和平”与人权攻势。1986 年 3 月，里根在对外政策咨文中露骨地表示，美国的目标是“促进世界的民主革命”，“按照美国的理想去影响事态的发展”。1987 年美国等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表《关于东西方关系》的声明，强调“我们有义务探索一个更加自由、更加民主和更加尊重人权的社会。”大批美国和西欧的政客文人则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价值观，预示 1999 年资本主义的“不战而胜”。更有的向美国当局献计献策，鼓吹美国要利用缓和的条件，抓住机会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

①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7 年 12 月 4 日约瑟夫·哈施文章：《超级大国首脑会晤：同病相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