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对中国工业布局目标取向的设想

笔者在此以中国为例，对中国工业布局进行较具体的剖析，从中得出笔者的一些看法和结论。

1.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工业布局的回顾

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工业布局主要经历了 3 个重要阶段：(1) “一五”时期，以协调沿海与内地的关系为主线，开创工业布局的新局面；

① 参阅张蕴岭、顾俊礼：《西欧的区域发展》，第 79 页，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 年版。

① [美]阿瑟·奥肯著，王奔洲译：《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87 年版。

(2)“三五”、“四五”大“三线建设”时期，以备战和建设战略后方为基调， 工业布局跳跃式地向西推进；(3)80 年代以争取总体速度、效益为目标，工业布局大幅度地向东倾斜。3 个时期不同的目标取向，反映在全国基建投资的地区分配

如表 16：

表 16 国 3 个时期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基建投资在三大地带的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资料》1950～1985 年、1986～1987 年，《中国统计年鉴》1989 年、1990 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

从实践结果看，这 3 个时期的工业布局各有得失，但从总体上看，第一个阶段的布局比较适度。投资的地区分配，既有重点倾斜，但倾斜度不大， 兼顾了地区间的总体协调，取得了速度、效益、地区差距稳步缩小三者的辨证统一。事实表明，即使是在工业化初期，均衡与速度并不是一定逆向运动的。“一五”以后，在布局决策上，有时对发达地区积累起来的生产力的利用重视不够，对开发落后地区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有时又对落后地区的潜力和优势估计不足，对发达地区已积累下来的矛盾、问题认识不够， 在布局的目标取向上，有时片面强调均衡，有时又片面强调速度。

“三五”以至“四五”的大“三线建设”，是中国工业布局向西的一次

战略大转移，全国基建投资大幅度向西倾斜。在中、西部一些基本没有现代文明的地区，较快形成了一批专门化率高、外辐射力强的重化工行业，构造了一个以重工业为主体的现代工业基本框架，中、西部工业占全国的比重有所提高，对东部的“静态不平衡差”进一步缩小，但总体速度和效益都相对下降。

80 年代布局的目标取向发生了一个急转弯，以远比过去向西倾斜大得多的幅度向东倾斜，加上外汇留成、财政上解等政策上的倾斜，其结果是，东部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得以超速增长，从而使全国工业保持了13.2％的高增长率，社会财富增多，国家的综合国力明显增强；高新技术产业及其开发区的兴起，对外开放地带的形成，给中国经济系统注入了新的因素和活力，但整体效益却下降，特别是造成全国基础工业与加工工业的严重失衡，已有生产能力的大量放空。而且东部的高速增长，并没有对中西部产生预期的联动效应，东西差距以至南北差距全面拉大。上述 3 个时期，全国工业的增长速度、工业经济效益及东西差距的变动，如表 17、18：

表 17 国 3 个时期全国总体增长速度与经济效益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0 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

中国的上述实践充分说明，在布局的目标取向上，偏向于一方，的确会对另一方产生影响。问题在于如果倾斜度不大，两个目标是可以统一的，但如果向一方倾斜度过大，则对另一方就会产生明显的不利影响，从而会加剧两者的矛盾。不能笼统地认为，这两个目标必然是绝对相互排斥的。根据中国的国情，作为目标取向，效益与均衡之间，一般应以效益为主或效益优先， 但也要兼顾均衡。

1. 对中国工业布局目标取向的设想

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区域差异很大的大国，由于各地区客观条件和已有基础的巨大差异，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整齐划一地使各地区都繁荣昌盛起来，只能是使一部分现有技术经济基础和综合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利用已有的优势，更上一层楼，先富裕起来，发挥其“骨干区域” 的作用，多交利税，较快地增强国家的财力和综合国力，不能从主观的善良愿望出发，截长补短，一方面抑制、削弱发达地区的经济活力，一方面对不发达、欠发达地区拔苗助长，以此强制拉平，求得低水平的区域均衡。这种牺牲效益、缺乏物质基础的区域均衡，只能是各区域的共同贫穷，这当然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现实的。区域，也像生命有机体一样，有其生命周期。从动态上考察，一个区域大体上都要经历以下发展过程：

表 18 新中国东西经济差距的变动

( 1

资料来源：根据《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 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

即由不发展阶段发展到成长阶段，由成长阶段进入成熟阶段，这是区域发展的一个质变。到成熟阶段后期，又面临新的转折点：或者是由成熟走向相对衰退以至绝对衰退，或者是二次创业，向更高阶段发展或延长其繁荣期。不同区域经历某个发展阶段所需时间的长短是不同的，表现为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性：有的地区后来居上，有的从原来的领先地位变为相对落后，有的则在一个长时期内没有多大起色，于是先进与落后、发达与不发达的区域排序发生变化。因此，区域的超前发展是有可能的。但这种超前发展只是指某些落后区域，在内部条件和外部机遇有效结合的作用下，有可能用较短时间走完先进地区走过的道路，并不意味着区域发展可以跨越某个或某些发展阶段而一步登天。否定区域发展客观存在的阶段性，从主观愿望出发，急于实现区域均衡，只会事与愿违，欲速不达。但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发展又不是放任自流的（即使是在市场经济国家，对此也不是完全放任自流的）。先富裕起来的发达地区，也应当在平等互利、互惠互补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势能，带动、促进、支援不发达、欠发达地区，跟上发达地区前进的步伐，在不同的起点上向前迈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地区少数人富起来，多数地区多数人长期贫困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共同富裕。因此，先富后富，共同富裕，是中国宏观布局政策的正确目标取向，也是处理区域关系的战略指导思想。

在本世纪内，总体效益与区域均衡这两个政策目标合理的“结合区间” 应当是：区间的一端，以不影响 2000 年全国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实现为界限； 区间的另一端，以不致出现两极分化、保证社会安定为界限。即使东西差距不再扩大或扩大的幅度控制在一个较低点上，也就是比 80 年代的扩幅有所缩小。

为了把握这个“度”，笔者进行了初步的定量研究。以 1978 年（这是中国正式有“国民生产总值”统计的第一年）为 100，按可比价格计，1980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 4162 亿元，1990 年为 9835 亿元（以下产值按均可比价

计）。假定 1991～2000 年年增长率为 7.2％，则 2000 年全国国民生产总值可达 19670 亿元，为 1980 年的 4.73 倍，即翻两番还多。以此为参照系，笔

者提出 4 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