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工业结构的有序化

  1. 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效应原理的有机结合

耗散结构理论,本来是在热力学领域内形成的一种理论,现在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多种社会、经济问题,包括工业结构问题。它的出发点是:

  1. 任何一个系统,包括区域、国家的工业系统,都要同它的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系统内部的一切要素,也都发生相互作用。正是系统之间和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系统的运动和变化,而运动、变化是系统存在的基本形式。

  2. 系统都是有层次的结构。或者说,凡系统必有层次性。工业系统是国民经济大系统中的一个主要子系统;而工业系统本身,又包括各个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如轻重工业结构;重工业系统中包括采掘、原材料和制造业结构;轻工业系统中包括以农产品为原料和以非农产品为原料这两部分组成的结构。工业系统中,还包括行业结构,一直延伸到工业产品结构。结构层次的划分,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但都说明系统是有层次的。不同层次的结构, 在整个系统中的地位、作用不同,但彼此之间又都有内在联系。

  3. 系统结构的优化,表现为系统的整个功能最优化,而不只是系统各元素本身的最优化。但元素的重大变化,又会影响系统的整体功能。

耗散结构理论从上述观点出发,确定其基本思想是:一个远离平衡状态的开放系统,在它同外界进行能量及分子的交换过程中,系统内部的要素结构会引起变化,并导致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当系统的某个参数发生变化达到一定“阀值”(即临界值)而发生突变时,整个系统就可由原来的无序状态(或叫低级状态)走向新的有序状态(或叫高级状态)。这种新的有序结构(即耗散结构)一旦形成,还需要不断同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 才能维持,并逐步形成一种排除外界干扰的“抗干扰力”,而保持一定的稳定性。

从生产发展和结构演进的历史看,在生产力系统内,由于人们需求量的自然增长,人们就需扩大劳动对象。劳动对象的扩大,就要相应地扩大劳动者的数量并相应增加机械力的输出,又由于人的体力是有极限的,当劳动对象增长到极限(即“阀值”)时,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就被破坏,劳动对象的增长,已不能导致生产力系统的进一步发展,这时,机械力的扩大, 就成为系统发展的主导因素。这样,系统的要素结构,就由原来以劳动对象

为主导变量的结构,突变为以机械力为主导变量的结构,生产力系统发生了革命性的飞跃,形成一种新的稳定结构,即以近代机械工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随着机械力的进一步扩大,同时要求劳动者的信息控制能力相应扩大。而人的脑力也是有限的,当机械力增长达到一定阀值时,生产力系统中的平衡再次被破坏,系统不再随着机械力的增长而发展,系统又由以机械力为主导变量的结构,突变为以信息力为主导变量的结构,这时系统又发生一次革命性的飞跃,进入一个更高一级的稳定状态。这就是系统的自组织能力。生产力系统发展变化的动力,来源于人的需求。而人的需求是无止境的、不断更新的,在一定空间系统内,要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创造新的产品,满足新的需求,总要受到系统内可供要素的局限,因而必须不断与外界进行交换某些短缺的要素,导致系统内要素结构发生新的变化。于是又开始下一个新的循环。可见,一个区域系统,如果没有与外界的能量与分子的交换,系统内部要素结构就会停滞,系统也就要停滞、衰败。这个道理,从人类社会经济结构模式的演变中表现得很清楚。

人类社会不同的经济模式,可以看成是不同类型的系统。原始社会各地区之间,缺乏任何联系,是一个孤立系统,这种系统属于无序结构,没有新陈代谢的能力;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是与外界极少交换的封闭系统,不但自身的发展周期迟缓,而且吸引消化外来因素的能力也很微弱,所以只能维持低水平的稳定有序,这是一种“死”的结构;现代社会是人口、信息、资源大量交流的开放系统,即耗散结构系统,它能吸收消化、吞并、综合外来因素,强化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消除发展中的混乱,因而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与抗干扰力。通过自组织机制,能减轻以至吸收一般的经济波动。即使遇到巨大的波动,摧毁了原有耗散结构,在一定条件下,新的稳定有序的耗散结构又可形成。所以耗散结构理论认为,耗散结构是最理想的系统结构,既能加强各区域系统的生存、发展能力,又能导致区际关系的和谐。

一个系统耗散结构的形成,一般要具备两个条件:(1)系统必须是一个开放系统。一个孤立封闭的系统,只能自发趋向于无序。只有对外开放,从外界投入足够的有利要素,以弥补系统内部之不足,或者是抵消系统内部消极因素的影响,才能保持生机和活力,使无序走向有序。(2)系统必须处于远离平衡状态。“非平衡是有序之源”。如果系统内各要素都处于平衡状态,供给弹性、需求价格弹性、生产要素替代弹性都很低,这种系统就会僵化而无活力,从而不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动,从无序走向有序。

耗散结构理论,揭示了系统的有序性问题。但它仅仅指出了开放系统只有处在远离平衡状态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形成有序结构。如果开放系统处在近平衡状态、甚至平衡状态的条件下,能否形成有序结构,却没有对此作出科学的说明,从而没有揭示出处在远离平衡状态、近平衡状态、平衡状态下, 开放系统形成有序结构的共同规律,因而运用它去研究系统的有序性问题,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协同学中的协同效应原理,弥补了这一缺陷。这个原理指出,开放系统不管是处在上述 3 种状态中的哪一种状态,要形成有序性,还必须有一条件, 即系统内部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比较健全。一个复杂的开放系统,参变量数以千计,不同的参变量在系统演化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其中有少数参变量(称之为序参量)对系统的运动起支配作用。当序参量大时,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就会产生协同效应。这种协同效应使系统能

吸收消化外来因素,产生更大的协同效应,从而形成有序结构。反之,参变量减小,即序参量的作用不能很好发挥或不得发挥时,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就难以形成协同效应,从而使系统处于无序状态。如工业系统中,主导产业群,既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这个系统中又处于主导地位, 起着序参量的作用。在一定外部条件作用下,主导产业群得到加强时,也就是系统的序参量增大时,就能带动其它部门也相应扩大,彼此协调发展,整个系统就处于有序状态。

耗散结构理论的中心是系统自组织能力。但其自组织理论也只限于开放系统的远离平衡状态。协同学则认为,系统内部存在着两种运动:(1)无规则的独立运动;(2)有序的关联运动。当系统的协同效应能够制约子系统状态时,关联运动占主导地位,系统就呈现出有序状态;反之,当系统的协同效应不能制约其子系统状态时,不规则的独立运动占主导地位,系统就呈现出无序状态。这样协同学又完善了耗散结构理论的自组织理论。

耗散结构理论的另一个缺陷是它只揭示了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机理,但系统形成有序结构后,并不能永远保持这种状态,还存在着解体、倒退到无序状态去的趋势。那么,系统从有序到无序又是如何转变的呢?对此未作论述。协同学指出:一个开放系统,当它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所产生的负熵流,使系统内部的熵减少到一定程度,从而使系统的序参量发生变化, 达到一定阀值而发生突变时,就形成有序结构。如果负熵流进一步扩大、达到一个新的临界值时,一个有序的结构就会“失稳”,使系统内部的守恒定律不再成立,并导致无规则运动,这样,系统就会从有序结构转变为混沌结构。

  1. 对耗散结构理论的认识

耗散结构理论强调开放和不平衡的作用,从理论上论证了必须破除区域工业系统——国民经济系统自给自足、孤立封闭、自我循环的自然经济模式。这对区域工业结构以至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但应用于社会、经济系统时,过分夸大开放和不平衡的作用,开放就导致有序结构的结论,有些过于简单化。国际、区际间的能量交换,毕竟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是一种有目的的社会活动。这种开放、交换的规模、作用,不能不受复杂的社会因素的制约。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它有促进一个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可能的一面,同时也存在导致无序走向更加无序的可能。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交往,并不必然地导致后进国家、地区产业结构、工业结构的协调化和高级化。相反,关税壁垒、保护主义、垄断价格、技术秘密,这些因素给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造成种种阻力,各民族之间的利害冲突, 矛盾激化,以至导致武装冲突的事例经常可见。

在一国范围之内,各区域系统间的关系与国家间的关系有所不同,但中国的实践也说明,区域系统间的物质能量的交流,并不是一个纯自然的过程, 必须有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模式、政策、体制。这一点,对落后的生产力系统更为重要。

如果按经济发展水平,把中国最粗略地划分为东、西两个系统。多年来, 中国对西部系统工业开发的基本模式是:国家以高出西部几倍、几十倍的幅度,向东部系统征收税利,然后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以国家项目投资和

财政补贴等形式,向西部系统投入生产要素。这些要素形成的新的生产要素, 只从属于中央主管部门,在各有关中央主管部门指令下独立运行,彼此之间不能融合,同地方原有的要素也不能融合。这种空间上的分割,导致要素运用效率大大降低,使西部工业系统一开始就形成依赖外部输血的输血经济。反过来,国家对西部要素的输出,又采取计划调拨、统一分配的形式,以低于生产成本的调拨价格投入东部工业系统。这样,东西部两个系统之间的要素交流,不是按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使系统内外的生产要素进行新的优化组合、水乳交融,而是用硬性的指令,“抽血”后再“回血”,形成一种抽换血机制。东西两个系统自我选择的余地都很小,既不利于西部系统的自我发展,也不利于东部系统优势的发挥,同时还加深了东西两个系统间物质利益上的矛盾:东部强调其创造的积累,主要不能用于自我发展,而是无偿地转移到西部;西部则强调其廉价调出能源、原材料,用高价调入制成品, 双重价值流失,当了东部的“殖民地”。

耗散结构理论,对上述那些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注意不够,对于怎样协调开放、交换中各方的物质利益关系,更没有从体制、政策上加以分析,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的途径、措施。因此其运用性就受到很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