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分布运动的几个观点

从工业分布运动的内在规律来看，在理论上应当如何认识这个问题。威廉逊（J.G.Williamson）利用 24 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总体增长与区域均衡发展之间的倒“U”字形观点。认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区域差别由小到大，趋向于不平衡增长，但总体增长速度较高；随着经济发展，区间不平衡趋向稳定；当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区间差异缩小，趋向于平衡增长

（见图 5）。

早期阶段，区域差异趋于扩大是因为在这个阶段，条件较好地区，集聚效益对资本吸引力大，而条件差的落后地区由于投资风险大，机会成本高， 对资本缺乏吸引力。而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增值，因而大量投资流向发达地区；早期阶段国家的主要目标是追求工业的高速增长，政府的公共投资及有关政策法规都偏向于促进发达地区的发展；也正是这个阶段，发达地区还处于极化为主状态，扩散能力还不大，区间的技术推移、信息交流缓慢，从而不利于落后地区的发展。

一个国家由成长进入了成熟阶段，由于交通通讯系统的完善，区间联系便捷，发达地区的扩散效应加大，这些都有利于促进技术、信息、人才向不发达地区流动，加速了落后地区的开发和发展；到了成熟阶段，发达地区人口、产业高度密集，产生了一系列“膨胀病”，集聚经济变为集聚不经济， 投资效益下降，也是由于资本的本性，当高密度地区不能再提供可以接受的利润时，资本就会转移走；在成熟阶段，工业总体速度趋于平缓，国家转而追求区域的均衡发展，政府的政策、法令、公共投资向不发达地区倾斜，以促进其发展，发达地区减速，不发达地区加速，区域差异缩小，趋于均衡。

根据这个观点，导出的结论是：在成熟阶段以前，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 效益与均衡这两个目标是逆向运动，不可得兼的。要效益就得牺牲均衡，要均衡就须牺牲效益。换句话说，区域不平衡发展及不平衡度的扩大，是国家工业化长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经历时间的长短，直接取决于国家工业化历程的长短。

从实际情况看，上述观点所揭示的现象的确是存在的，但并不具有规律性。而且把这一过程完全看成是纯自然的历史过程，从而忽视了政府干预和政策的影响力，也忽视了区域关系归根到底是物质利益关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占优势的往往是发达地区、而落后地区则处于十分不利地位这样一些复杂的社会背景。因而理论所描绘的与实际并不完全一致。

意大利是早已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但至今南北差距仍然很大，南方工业就业人口仍只占全国 24.3％，工业增加值只占全国 18.7％，进出口额只占

全国 7.2～7.4％①。工业的区域转移，区域的平衡发展，即使是在工业化国家也同样是困难重重、步履维艰。由于工业发达地区，工业历史悠久，基础雄厚，不仅配备了发展工业所必须的成套基础设施，而且还拥有大量熟练劳动力和科技人才，人均收入高，消费需求大。因此，工业部门，尤其是设备制造部门及其它采用新技术的技术密集型部门，除非国家有更强有力的干预和完善的区域政策的调节，完全听任资本本性所要求的方向流动，就很难脱离发达地区而转向其它地区，即使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很高也是如此。所以， 一直到现在，人口和产业的过分密集于国家的少数城市和地区，仍然是困扰工业化国家的一个老大难问题，意大利如此，法、英、日也都是如此。美国、原联邦德国区域差距相对较小，区域矛盾相对缓和，但萧条区的振兴问题， 也同样是政府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反过来，从中国的实践看，50 年代初，中国还处于工业化刚刚起步阶段， 而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结果表明，这 5 年既是中国历次五年计划中工业总产值年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时期，也是东西差距缩小幅度最大的一个时期， 还是工业经济效益最好的一个时期。

上述实证分析，说明倒“U”字形相关观点，在理论上是不完善的。更为复杂的是，上述观点提出的转折期如何确定？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速增长时期，区域差距随之扩大，但成为经济大国进入低速增长时期以来，其空间格局的变化还是很小，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并未得到遏制。由此也引伸出： 在工业化过程中，效益与均衡是否必然是对立的？是否只能二者选一、而不可得兼？

美国学者阿瑟·奥肯（A.Oken）指出：“如果平等与效率双方都有价值， 而且其中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的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这时，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平等，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然而作为更多地获得另一方的必要手段（或者是获得某些其它有价值的社会成果的可能性），无论哪一方的牺牲都是公正的。”①

这个观点较之倒“U”字形相关观点更接近于实际。但必须补充一点，即在政策目标取向上，为了一方不能使另一方牺牲过大。在这里，掌握适当的“度”和加强正确的宏观调控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在目标取向上，过度倾向于一方，必然冲击另一方，使两个目标的冲突加剧，最终既不利于总体增长和总体效益，也不利于区域间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