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口条件

人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人口在生产发展和生产布局中的双重作用。人作为生产者是劳动力资源；作为消费者，形成产品的销售市场。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生产都是消费，生产决定消费，但消费反过来促进生产。因此作为生产和消费的主体的人口，是生产发展和布局的基本条件。

人口条件的单项指标

人作为生产者，即劳动力资源，对工业生产及布局有影响的主要方面及相应指标是：①在特定时期内人口的绝对数量、劳动力人数（包括就业人数和待业人数）以及人口的增长率和人口的年龄构成，前者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程度的静态表现，后者是动态表现，它反映后备劳动力资源的数量；②人口的质量，指人口的科学技术文化素养，即指人的智能。其指标是劳动者的文化程度，如文盲、半文盲的比重，文化程度的构成（如其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中专文化程度的比重）。由于科学在物质部门生产和布局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科学的产生、积累、继承、交流、创造、发展，必须通过教育的手段“物化”在受教育的人身上，再通过他们的劳动实践“物化”在劳动对象上，才能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转化为物质财富，因此评价地区人口的质量，还应当考查各地区的教育水平，其指标为每万人拥有高等院校及中专在校学生数、万人拥有科技人员数；③人口的分布，包括人口的地区分布，其指标就是人口密度。也包括人口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分布，即人口的职业构成或劳动就业结构。还要动态地考查农村农业人口向城市、工业和其它非农业部门转化的速度、规模。

人作为消费者，影响地区市场容量。地区市场容量的大小受以下因素的制约：①地区人口数量及增长速度；②人均国民收入及增长速度；③非生产积累的数量和增长速度；④消费基金；⑤人均个人收入（在中国可分为城镇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平均年工资，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平均年工资，农村社员从集体分得的年收入及其它收入）；⑥人均货币购买力及实现的货币支出；⑦地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含消费品零售总额）；⑧向居民提供物质福利和劳务消费总额。上述指标，都反映地区消费市场量的大小；消费结构，指衣、食、用、文化娱乐等费用在消费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消费结构、消费

习惯、消费者心理，反映地区消费市场的质的方面，并反作用于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的变化，消费习惯的不同，要求地区工业有不同的生产结构，或相应地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从而影响地区工业的投资结构，影响工业行业、产品品种的地区分布。

人口的地区差异，有自然原因，有社会历史原因，其中生产的分布状况，是这一差异最直接的经济根源。这一差异又反过来影响生产的布局。在生产分布一般规律的作用下，工业的扩散和人口的扩散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的。随着新区的开发、生产空间的扩大，地球上有人定居的地区也相应增多，新的居民点、新的消费市场也相继出现。一般说来，老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生产的增长速度相对放慢，人口增长速度也相对降低，市场容量也相对稳定。而新区和落后地区生产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人口增长速度也相应高于老区和全国平均水平。即从总的趋势看，随着工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的相对缩小，会引起人口数量和人均收入曲线都向全国平均靠拢。但这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大工业的高度集聚，致使“过密”、“过稀”的矛盾加剧，富区和穷区的人均相对收入的差距也有所扩大。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速增长时期就是如此。美国在 19 世纪 40 年代到 20

世纪 40 年代的时期内，都市地区与非都市地区之间，东北部、西部和南部之间，大区内部富区与穷区之间，人口数量和人均相对收入水平差距的形成、扩大以及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差距的相对缩小，同工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的变化，大体上也是一致的。

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西部与东部比较，1953～1957 年期间，工业生产、人口数量和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三方面的差距，均呈缩小趋势；80 年代，工业生产与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差距又呈扩大趋势。1953～1989 年总的情况是：工业差距有所缩小，但其它经济总量的差距拉大，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也拉大，而人口分布的不平衡状况，则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

作为工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国人口众多，就大部分地区说，劳动力资源是丰富和比较丰富的，消费市场也有巨大潜力。但由于长期历史上形成的生产分布的严重不平衡，全国人口的地区分布很不平衡。如以瑷辉—— 兰州——腾冲一线，把全国分为东、西两大部分，西部人口密度不到 11 人/

平方公里，而东部高达 233 人/平方公里。按省区划分差别更大。人口的这种分布状况，对地区工业的发展有不同的影响：在人口密度大的地区，适于多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工业，以解决劳动就业问题，并发挥劳动力资源的优势；而在人口密度低的地区，如果其它条件合适，则需要较多地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以较多的物化劳动代替活劳动的占用量。但人口地区分布的不平衡，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表现在质量上。一般说，中国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往往也是开发较早、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从而产生人口在文化素质、劳动技能上的地区差异。这一点也影响着地区工业的发展。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工业发展的资源条件并不好，但工业经济效益较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较高，科技力量比较雄厚，熟练工人较多，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相反，川、云、贵、陕、甘、宁、青等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工业投资相当多，就职工的技术装备看，并不次于沿海地区，甚至还高于沿海一些地区，但工业经济效益较差。原因之一，是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较差，建设和管理现代化工业的经验较少。人口地区分布在量上的不平衡和在质上的不平衡，对工业布局产生了相反的作用：量上的不平衡，要求人口密度小

的地区多发展一些技术密集型工业，而质上的不平衡，又使得这些地区发展技术密集型工业受到技术因素的制约。因此，从长远看，中国既要通过人口有计划的移动，使人口的移动同工业的扩散相适应，更要进行技术的转移，调整科技文教事业的布局，加快人口稀少地区科技文教事业的发展步伐，同时从量和质两方面，改善人口分布不平衡的状况，从而为调整工业布局、协调各地区间生产发展比例创造一个必要的条件。

人口条件的综合指标

为了便于综合分析，笔者以“人口对耕地的压力”代表地区人口规模是否适度；以“人力资源规模”代表劳动力资源；以“居民消费需求”代表地区市场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