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政东江

第二次东征结束后，周恩来主政东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是中共第一次领导地方政权。这时，反共暗流已经袭来

1925 年 11 月，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国民政府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依靠人民的力量，通过革命战争，扫荡了地方军阀陈炯明、林虎的军队，收复了东江各县。从此，广东大部实现了统一。

11 月 21 日，国民政府任命共产党员周恩来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1926

年 2 月 1 日正式就职），主持惠、潮、梅各属行政工作。周恩来主政东江，时间虽然不长（1926 年 3 月后离任），但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领导地方政权，大大发挥了我党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扩大了我党的影啊。

东江地区是国民政府从封建军阀手中收复的第一个地区。国民政府为什么会把它交给共产党人治理呢？这是共产党人努力于国民革命，在实际斗争中赢得了人民的信赖、拥护的结果。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党人更积极地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开创了革命新局面。以两次东征和南征为中心的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战争，共产党人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奇勋。党不仅动员、组织了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大力支援革命战争，而且参与领导革命军，出师讨伐陈炯明。特别是周恩来主持的军队政治工作，刷新了军校和革命军的面目，提高了战斗力，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有效地促进了革命军的胜利进展，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尤其是在两次东征中表现

出来的政治远见、奋斗精神、处事才干以及同人民的血肉联系，都是非常突出的，深得各方面人士的赞扬和钦佩的。他们在这次战争胜利之后，很自然地被推上政权舞台。

周恩来在两次东征中主持的军队政治工作，包括的内容很广。第一次东征时就已提出，“兴利除弊，乃政治部之责任”；政治部“专管与人民有关系之事”。实际上负担了接管地方政权的责任。周恩来当时以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通告各县，“规定各项什税附加五厘，为教育经费”。这就是开始了行使地方行政工作

的职权。第二次东征时，东征军总政治部明确负有接管地方政权的责任。大军出发之前，针对东江吏治的腐败，总政治部拟定了“政治设施方案”，决定于大军所到之处，实行禁绝烟赌，轻谣薄赋，整顿财政，澄清吏治，等等。第二次东征途中，周恩来发布了一些行政命令、指示，如荐任县长，解散贿选议会，着各县署为工会、农会和党部拨款，等等。因此，东征胜利后，

由周恩来主政东江不是偶然的，是由东征军总政治部工作自然过渡、发展的结果。

按国民政府的规定，东江、南路各行政委员的职权是：

（一）督率所属各县县长处理地方行政事宜；

（二）对于所属各县县长，得先行任免，再行报告于省政府，在周恩来主持东江行署工作之前，共产党人还缺乏参与政权工作的实践。共产党在同国民党合作的过程中，主要是开展工农革命群众运动，或参加国民党的党务工作和军队政治工作。 1925 年 7 月成立的国民政府，共产党虽然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对它施与政治影响，但在政府委员中，却没有共产党员。这是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有关的。陈独秀担心共产党人对国民党“包办”大多，担心共产党员参加政府会变成“官僚”。周恩来主政东江，是共产党人参加和领导政权工作的开始。这就突破了陈独秀关于共产党不要“做官”的框框，在实践中反对了他的右倾错误。

周恩来主政东江，虽然不是共产党组织任命的，也不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的，但对于发挥共产党的作用，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却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当时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是用“党内合作”的方式进行的，共产党员大多数加入了国民党，以国民党员的身份从事于国民革命运动。因而，无产阶级（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共产党组织的政治影响，通过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务。政权、军队和民众运动等方面的主导作用来体现的。共产党员越能够在这些方面居于重要的地位，发挥重大的作用，就越能贯彻我党彻底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和主张，越有利于推进革命，争取革命的胜利。因此，周恩来主持东江行署工作，是为中国共产党增添了新的工作内容，开拓了参加和领导国民革命的新途径、新领域。

周恩来在东江主政，极力注意把群众观点运用于政权建设，使政权体现出充分的人民性。他公开宣称：“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为解除他们的痛苦奋斗到底。”1926 年 2 月 1 日，周恩来在水平酒店四楼招待汕头各界代表，宣布施政方针。他指出：施政方针开始，“一定要使人民知道政府政策实施之目标，然后合作可成”。他请各界代表对政府的施政方针“严密的加以批评”。汕头市商界、工界、教育界、学联界、农界、报界、妇女界、警察界、市党部及海外同志与会代表 70 多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纷纷表示拥护政府的政策，大力赞助政府发展实业交通等计划，自觉担任训政时期应尽的任务，加强团结，努力做好政府的后援，会议还决定发表《各界联合宣言》，表明政府与人民已发生密切的关系，共赴国民革命。

在东江主持政务中，他有计划地组织上，衣、商、学、归群众团体，发布保护农工的布告，褒扬省港罢工工人，支持工农斗争。他通过演讲宣传、办学习班等，培养工农运动骨十，教育他们要把“民族间的一切仇恨集中于帝国主义”，为争取“自己的生活”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在同恩来的支持扶植下，东江地区的上人、农民、学生、商人、妇女群众组织起来的规模都是空前的，而且逐步地团结联合。东江各县、市基本上都有了工会、农会、商民协会、学生会、妇女解放协会等组织，有的县、市万了各界的统一组织。以 1926 年计，潮州、梅县、海陆丰的农民组织起来的有一百多万。

1926 年 2、3 月间，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东江各属行政会议，目的是要“为人民实行参与革命政治”。会前，周恩来电呈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国民革命军总监蒋介石和省政府，内称：“职以训政开始，头绪纷繁，徒恃一纸公文，终嫌隔闰，受定于 2 月 20 日，在汕举行行政会议，召集所属各县长、各教育局长，届时亲自出席，农工商学妇女各界之有组织者，每县得各派代表一人参加。会期预定一星期，膳宿费由职署供给。”在会以的闭幕宣言上，特意写上“东江人民万岁”的口号。会议议题包括：

“市长对于市政交通计划、工程布施、财政统计、户口调查、警政改良，县长对于县政财政统计、户口调查、生产慨额、行政计划、治安急务、警察

扩充、土地登记、农工生活、造林计划，教育局长对于教育方针、经费确定、学龄儿童调查、改良私塾，农工会对于农工状况之调查、生活之改良、新知识之灌输，商会对于商务之发展、商品出入口之调查、商业知识之灌输、外国奢侈品入口增减额之调查，妇女协会对于妇女入学调查、生活改良等案。” 从这些议题可以看到当年周恩来主政，已经有很细致很全面的思考。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从理论和实际上，阐述了世界和中国的政治状况，揭露了帝国主义帮助军阀土豪压迫人民的罪恶，指出：“帝国主义者不但在其本国压迫弱小民族，还在半殖民地的地域，帮助军阀和恶官吏，以及买办阶级和土豪。⋯⋯而军阀却压迫各个阶级，买办却压迫工人，土豪却压迫农民，最后是官僚政客来作弊骗人。中国这几年政治的腐败，都是这班官僚政客在里面播弄。”紧接着大会就预先准备的各项议题进行认真研究讨论。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这次会议连续开了 10 天，会场秩序极为整肃。

会议收到的提案及计划书 297 件，报告书及调查表 254 件。经代表们认真讨

论，通过的议案 93 件，其中建设议案有：治河、浚港、筑堤之进行，省道、县道、街道之开辟；教育议案有：平民教育之增加、平民化及革命化的教育方案之确立；民政议案有：取消保卫团，整顿警察及划分行政司法之事权；财政议案有：关税之整理，及苛捐杂税之逐步废除；商务议案有：提倡土货，增加洋货厘金，援助收回海关运动；农工议案有：发展农村平民教育，援助罢工工人，及扶植农工团体；妇女议案有：禁止买卖人口，提倡婚姻自由，及援助妇女解放等等，这次会议，提出了东江民众急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对以后革命之普及，地方之建设，人民的福利，以及各种行政方针，都作出决议。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与政府合作，为建设东江地区作出努力，会议于 3 月 3 日胜利闭幕。这次会议，是人民实行参与革命政治之第一步，“启政府与人民合作之机，开东江革命政治之新纪元。”

会议还讨论了《组织人民自卫军之提案》，提出人民自卫军应从工会、农会、学生会中定期征募，从区到县逐级地组织起来，定期训练，定期退伍， “起举国皆兵之风”。这种人民战争的思想，在当时也是创造性的。

惠、潮、梅地区是封建军阀陈炯明、林虎统治已久的地区。陈、林勾结帝国主义和土豪劣绅，为害地方，残民以逞，反对革命。革命军荡平东江之后，“军事时期渐告结束，训政时期于斯开始”。针对当时东江“革命之基础欠佳”，陈、林“潜伏之余孽，时欲乘机蠢动”的情况，周恩来领导东江行署，大力进行了整顿地方、安定社会秩序的各种工作。

一是铲除苛政，推翻反动政权，成立新的行政领导机构。革命军克复惠州潮梅后，宣布解散了陈炯明统治时由贿选产生的议会，罢免了陈炯明所委任的一批贪官污吏，新成立的东江行政公署，除周恩来任委员外，由熊榘任机要秘书，吴乾夔任第一科科长，林修雍任第二科科长，彭汉垣任第三科科长。周恩来还请准广东省政府，分别任命范其务为汕头市市长，温其藩、罗师扬、江董琴、刘琴西、刘侯武、陈卓凡、陈庸为五华、兴宁、梅县、陆丰。潮安、揭阳、丰顺县县长。在周恩来领导下，东江行署依靠革命军队，大力发动群众，进行澄清吏治，肃清陈。林余孽，废除苛捐杂税，解散地主民团和整顿社会秩序各项工作，使东江各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稳定，使“革命之基础欠佳”的地区，变成“革命基础已稳固”的地区。

二是认真处理战争遗留的各种问题。东江战事结束后，周恩来大力组织了追悼烈士、抚恤烈属的工作，认真处理战争遗留的大量复杂问题。如潮梅

建设同志会领导人饶凤翔，因进行支持革命军东征的革命活动，于 1925 年 9

月 18 日被军阀刘志陆诱捕惨杀。周恩来派人查清了他的革命事迹和遇害的经过，呈丈国民政府，请予褒恤。国民政府根据周恩来的呈请，“特给一次恤金 1500 元”，并表彰了他为党捐驱的精神。同时，东江行署还采取各种措施，安顿灾民，救济失业，恢复交通，恢复生产等等，使东江各行各业逐步走上正轨。

三是大力扶持和积极领导工农革命运动，发动群众，扶助工农运动，是国民政府的一项基本政策。周恩来在东江，按照这一政策，放手发展工农运动。1925 年 11 月，惠阳县农民协会成立时，他指示从抄得逆产中拨出千元作为活动经费。同时，他又通令各县县署，每月拨款 300 元，作为县党部筹

备费。不久，他又指示从没收的 10 万元逆款中，提出 2 万元作为开展工农革命运动的活动经费。这些，都是通过行政的手段，来扶植革命运动。

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周恩来在东江革新政治。新的行政公署设秘书长一人，下分三科办事，从秘书长、委员随从书记、科长、科员到司书，共 31 人。撤查了一批沿袭军阀老路，卖官鬻爵的县长，如饶平、澄海、揭阳、普宁、潮阳、惠来等县；提议枪决了私任官吏的潮梅军副长官杨占鳌。当时报纸称赞周恩来“究办卖官”，“给利令智昏的贪官们以巨大惩创”。另一方面，任命了 21 个县、市长，其中国民党左派占大多数。据建国后对其中 18

人的了解，除 4 名当时是中派，后来转化为右派外，其他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周恩来在东江主政之时，邓颖超也于 1925 年 11 月 20 日到汕头。他们开

始住在外马路海关旁卧龙酒店，后来租房子住在同益西巷二号，直到 1926

年 3 月 17 日离开汕头。周恩来家中经常人来人往，毫无拘束。当时周恩来留着大胡子，同志们亲切地称他“胡须伯”。坐着闲谈时，邓颖超站在周恩来背后，有时边说话还边抚摸他的头发，大家说说笑笑，一家人一般。在东江，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也发展起来了。周恩来很注重在先进的工农和青年学生中去发展和建立组织，井把他们派到各县、市的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党部去。各县、市的群众组织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起主导作用，农界的彭湃、工界的杨石魂，都是著名人物。

为了搞好东江地区的建设，周恩来非常重视人才的使用，团结进步力量，提携支持革命的知名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为了寻找曾受逆党迫害的前五华县县长温其藩出来工作，曾写信给兴宁县县长罗师扬，信中说：“前五华县长温其藩同志受逆党摧残，全家矢聚，言念及此，不觉侧然。现政府夏行借重，令其主宰五华，尚希我兄设法寻觅，使之出山，同报党德。”河婆中华医院院长彭克猷写信给周恩来，要求给医院题字留念。周恩来对曾积极抢救东证军伤病员的中华医院，深表敬怠。欣然挥笔题写“博爱”二字，并拿了自己一张八寸的半身照片，指示工作人员拟就公文，一并寄给彭克猷。1926 年 3 月 20 日工作人员拟的公文写道：“现奉周主任偷，题赠‘博爱’ 二字，以表敬意，并附半身八寸照片一张，以为纪念。”

周恩来还十分重视整顿和占领宣传阵地。汕头市有一家由国民党右派操纵的反动报纸《平报》，疯狂咒骂农民运动，恶毒攻击国民政府。周恩来派国民党左派李春涛去接管这家报纸，主持创办了《岭东民国日报》。周恩来亲自力该报副刊题了“革命”两字，作为副刊刊名。他还于 1926 年 1 月 25 日电告各县，要发动群众订阅这份报纸，阐明这份报纸的任务是唤起潮梅民

众的革命精神，以扫除一切障碍。这份报刊曾刊登了马克思的《巴黎无产阶级之失败》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著作，还介绍了研究列宁主义的书籍达 34 种之多。

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周恩来不仅主持制定了教育方案，还对那些破坏教育事业的官吏，一一加以查究处理。潮安金山中学有一片校地，被潮安县反动县长私卖，师生们对此义愤填膺。开展护校斗争，控告了潮安县长的非法行为。经过反复斗争，这一案件报到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周恩来看到了金山中学师生对潮安县长的控告呈文，及时查办此案，并批示应把校地归还金山中学。梅县教会办的广益中学，前借嘉应大学的校舍，强不交回。嘉应大学师生开展护校运动，嘉应的理事长卢文铎也给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公署发了电文。周恩来见到电文，遂于 1926 年 3 月 20 日，指令梅县县长江董琴迅速调查广益中学侵占嘉应大学校址的案件。《嘉大光》第二期曾登载了周恩来处理此案的指示。

当时的广东，革命在蓬勃发展，同时，一股逆流也在暗中滋长着。正如鲁迅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教书时，在一次演讲中所说：“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

东征胜利后，当东江行署成立时，国民党右派的活动已十分猖撅。林森、邹鲁等在北京西山召开分裂会议，公开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们的反革命活动遭到全国革命人民的坚决反击。1925 年 11 月，周恩来以国民党东江组织主任的身份，在东江各县国民党代表大会上作《党务经过报告》，以事实批驳右派分子的反共谬论和分裂主张。大会通过了拥护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案，指出林森、邹鲁的所作所为，“澈于私感，远于事实，背乎党纪，为潮梅海陆丰同志所万不能承认，为中央党部万不能容许。潮梅海陆丰同志只遵总理遗嘱，努力国民革命，拥护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革命统一主张，要求党的整个，一致反对分裂到底。”

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反共叫嚣，集中在一点，就是攻击共产党人进行“非国民革命”的活动，诬蔑共产党“危害”、“破坏”了国民党。周恩来主政东江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这些谬论。东江行署的施政方针，是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以国民党“一大”、“二大”厘订的政纲为依据的。它所实行的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扶助工农运动以及其他革命、建设措施，并没有超出国民革命的范围，更不是什么“危害” 或“破坏”国民革命。它是符合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要求，符合国民革命的根本利益的。周恩来主政东江的政策、设施，充分说明共产党人在当时是忠实于国民革命，真正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努力奋斗的。

周恩来在东江的日子里，不辞劳苦，夜以继日地工作，为建设东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东江地区经过一番整顿和建设，生产逐步得到恢复，社会秩序比以前安定，工农运动和妇女运动迅速发展。

正当周恩来准备在东江地区有计划地推行各项改革的时候， 1926 年 3

月 16 日，广州国民政府突然表示接受周恩来曾多次提出的辞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请求。这时，周恩来仍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