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论断

1956 的 1 月 14 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知识

分子问题会议隆重开幕。会议规模宏大，出席会议的 1279 人济济一堂。他们

中有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和 27 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这些省市委、自治区党委所属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的负责人；全国重要高等院校、科研机关、设计院、厂矿、医院、文艺团体和军事机关党组织的负责人。

这夭的会议主席刘少奇宣布大会正式开幕后，周恩来便代表中共中央作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第一次把知识分子问题、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面前的重大问题，并围绕这两个问题进行阐释和论证。

周恩来列举雄辩的事实说明“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 6 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明确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杠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且强调：既然如此，那么，就应该同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农民一样，“最充分地”依靠这些更多地掌握人类智慧即科学技术知识的知识分子。但这时人们还没有普遍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

于是，周恩来有针对性地合乎逻辑地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

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著名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周恩来在《报告》中还对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的特点和它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给予了深透的分析。他说：“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这个革命，就它的意义来说，远远超过蒸汽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已“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他又说：“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

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周恩来提出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的著名思想。实际上，这就是说，谁想在当今世界的经济、政治、军事斗争中取得主动或者赢得胜利，谁就必须依靠在科学技术上的优势做基础。因此，科学技术对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盛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以上两个著名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全面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制定知识分子政策和科学技术政策的根本依据，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指导思想。

在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和“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这两个著名思想指导下，他把报告的重心放到阐明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作用的具体政策和措施上，放到阐明如何大力发展我国科学技术的正确的战略考虑和规划上。

周恩来强调要坚决摒弃对知识分子的宗派主义倾向，消除让他们学非所用和闲得发慌的“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现象，并提出了“最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 其中包括改善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确定和修改升级制度，拟定关于学位、

学衔、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

在上述措施中，周恩来尤其重视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问题。他在1955 年 11 月就曾指出：“信任的中心问题，就是要尊重这些知识分子。” 所谓尊重，“是要尊重他们那个知识”，“尤其是向他们学习”，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运用其知识，哪怕是一技之长。他说，这样做，对于国家的各项建设，对于国家的今天和明天，“都是有用的”。对于他们的使用应该做到“用而不疑”。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周恩来在《报告》中批评了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敬而远之的作法，认为“这样，既缺乏了解，也容易形成隔膜”。周恩来一向把向知识分子学习，同他们交朋友，作为信任和支持知识分子的一项基本内容。他身体力行，一直是这样实践的。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深情地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一直和知识分子交朋友，他也一直是知识分子的朋友。一方面，我们对周总理很尊重，很爱戴；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可以无话不说。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样呢？这是因为周总理懂得知识分子，注意倾听他们的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时刻关心他们的疾苦。这样，他和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就有了共同语言，就必然会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高度重视根据实际可能提高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

1955 年 11 月，周恩来就曾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在生活待遇上的状况，应当说，“比抗战时期好”，但“比抗战前差”，就其整体情况看“比旧社会稳”。如果同政府官员的工资比较，现在除极少数教授的工资同司局长差不多外，其他的只相当于副司局长甚至更低。这都是因为等级制度和平均主义倾向影响的结果。因此，知识分子的工资一定要调整。这件事将由党中央直接抓。

基于以上认识，周恩来在《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问题，指出提高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他们在业务上的上进心，加强新生力量的培养，刺激科学文化的进步，同时也是为了使他们“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他强调：如果他们“为了日常生活琐事。往往不必要地费去大多的时间，这应该看作是国家劳动力的损失”。在周恩来的过间和主持下， 1956 年 6 月间，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有了普遍

的增加，其中教授、研究员的最高工资由 253 元提到 345 元，增资幅度为 36.4

％。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措施，为掀起“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热潮创造了良好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