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五四运动

正当周恩来回到天津，准备升入南开学校大学部继续求学之时，一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开始了。

美、英、法、日、意、中等 27 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于 1 月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在美、英、法等列强操纵下，会议无视中国的战胜国地位，悍然决定将德国从中国山东攫取的权益转交给日本，而卖国的北洋政府竟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长期积压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站在爱国运动前列的是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

1919 年 5 月 4 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游行示威，首先喊出了“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口号。他们在示威游行后，火烧曹汝霖的住宅，痛打章宗祥。北洋政府却对爱国学生采取了镇压手段，拘捕了 30 多名学生。这一事件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天津。

月 7 日，天津各校学生举行示威游行。14
日，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成立，湛志笃、马骏当选为正副会长。5 月 17 日，周恩来到南开学校参加了“敬业乐群会”的茶话会。他这时还没有入学，只有一个校友的身份；但对这样一场热烈的爱国学生运动，他难以置身事外。在他给留日南开同学的信中说：“我是现在天天到南开去的。”他曾联络南开校友共同反对学校接受曹汝霖的捐款和让曹担任校董。

23 日，15 所大中学校的一万多名学生罢课。 25 日，以女校学主力主体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选出刘清扬、李毅韬为正副会长，郭隆真、张著名、邓文淑（颖超）为评议委员。邓颖超还担任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在两会的领导下，热血沸腾的男女学生分别组织讲演队，到公共场所作宣传，沉痛诉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揭露政府的卖国罪行，要求各界奋起救国，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

月初以后，运动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扩展。9 日，在天津河北公园举行

有两万多人参加的公民大会。 10 日，全市商店宣布罢市。 18 日，成立天

津各界联合会。 27 日，马骏、刘清扬等十名天津代表在北京参加向总统府的请愿，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6 月下旬，马骏、刘清扬等代表赴京时，周恩来也赶到车站送行。天津代表和各地代表一起，坚持斗争到第二天晚上。后来，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为把运动引向深入，6 月下旬，天津学联决定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虽然仍没有入学，但他在南开学校曾先后主办《敬业》和《校风》，他的才能为许多人所熟知。所以，湛志笃、马骏去看他，邀请他出来主办这份报纸。周恩来答应得很爽快。他说：《学生联合会报》是非常必要的，要想学生爱国运动能坚持下去，必须注意爱国教育。同学们既然需要我编辑学生会报，我愿与大家共同努力，负些责任是义不容辞的。随后，他也搬进南开学校和学生运动中许多骨干分子一起居住，还劝说已在南京金陵大学读

书、回天津渡假的南开学校老同学潘世纶（述庵）留下来，帮他一起办报。办报纸是个苦差事，一无经费，二无纸张，三没有印刷厂，四要向警察

厅立案，这些都是难题。可是，在周恩来等人的精心筹划和奔走下，问题一一得到了解决。在办报中，编排、撰写、校对、印刷、出售等杂七杂八的事，周恩来无不细心主管。他往往从深夜赶到清晨，饿了就吃个烧饼、烤山芋，从没有下过小馆吃饭。他写文章又快又好。当大家没有主意时，他会想出新主意。所以，许多人尊重他，有事愿找他。

《会报》发刊前，为了扩大宣传，在 7 月 12 日的《南开日刊》上发表了周恩来起草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

《发刊旨趣》宣布：《会报》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 “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什么是“革新”？就是要改造社会。什么是“革心”？就是要从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着手。“至于一切的研究，还是须求社会的帮助，指导我们，以便共同得着大家新生命的所在。” 如果同早年在南开学校求学时相比，他这时的思想和视野显然已开阔得多了。

这篇《发刊旨趣》发表后，天津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大批订报的函件纷纷寄来。到《会报》创刊前一天，订户已近 2 万户：不仅有学生，而且有铁路员工、邮电职员、爱国资本家和家庭妇女；不仅有天津的，而且有北京、保定以至上海的。

月 21 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正式创刊。报纸最初是日刊（9 月 22
日受警方干涉而被迫休刊，10 月 7 日复刊后改为三日刊，出了两期后又恢复为日刊），辟有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八个栏目。创刊号上发表了周恩来撰写的以《革心！革新！》为题的发刊词。马骏看后，兴奋地说：这篇社论真带劲！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可有用得多！《少年世界》说：“天津学生办的报有点价值的自然要算这报了。”上海的《新人》杂志说：《会报》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

《醒世周刊》“这两种刊物都是很有精神，《学生会日报》（注：即指《会报》）比较的更为敢言”。其“‘主张’与‘评论’二栏又有特色。敢说是全国的学生会报冠。”

月初，山东戒严司令、济南镇守使马良悍然宣布全省戒严，残酷镇压当地的爱国运动，并且捕杀了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人。消息传到天津，爱国群众人人义愤填膺，学生运动重新高涨起来。6
日，周恩来在《会报》上发表《黑暗势力》一文，大声疾呼：“国民啊！国民啊！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应当怎样防御啊？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就是时候了。”

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共同商定，再次派出刘清扬、郭隆真等十人赴京请愿。她们和北京代表 15 人一起，于 8 月 23 日到总统府递送请愿书，要求严惩马良以平民愤。代表们在总统府守候了一天，北洋政府却出动军警，将代表全部逮捕。

消息传到天津，各校代表都异常激动，周恩来镇静地说：“这正是掀起继续加强爱国运动的时机，用不着惊慌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被捕，只要经得起考验，不算什么！但营救他们是我们的责任，”周恩来连夜赶编了《学生联合会报》的号外。

26 日，京津学生 2000 多人推马骏为总指挥，在北京包围总统府、国会和国务院。斗争坚持了三天，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调动数千名全副武装的军、警、保安队，再加派骑兵，把请愿群众驱赶到天安门前，用木棍和枪托打伤学生一百多人，强行逮捕马骏等代表，马骏因此得到一个“马天安”的响亮的外号。为了救援这些代表，天津学生五六百人再次赶往北京。这一次。周恩来也去了，他们同北京各界代表一起，连日在总统府门外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全国各地也纷纷声援。30 日，两次被捕的代表终于都得到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