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世的自述

9 月，周恩来在南京与美国记者李勃曼进行了第三次详谈，留下的谈话记录，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周恩来自己回忆自己的历史的最全面而生动的记载。 1982 年内部刊印时，邓颖超进行了审定和某些文字修改。全文近万余字，除中间讲述共产党的产生和国民党的历史分期略去以外，其他部分如下：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以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殿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大批的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 1898 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份。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在 35 岁时即患肺疹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 50 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助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 10 岁、11 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后，因叔父周贻淦已去世，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 5 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七词唱。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 8 岁到 10 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游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我们都是“逼上粱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的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12 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满洲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

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给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

（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给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那时我十三四岁。

15 岁（1913 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组织了敬业乐群会，当主席。1915 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1917 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留学一年半。

1919 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干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1920 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日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宣言》，这些著作对我影响限人。

1920 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1022 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 300 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以后其中入党者 100 多人。1923 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锦琪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当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克，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1923 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买了许多书，结果没有来得及读完，1924 年夏天即返国。

（中间部分略）

1924 年我返国时，国民克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4 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1925 年参加两次东征，任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克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1926 年 3 月 20 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共产党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的，但我未去。

1926 年冬去上海，做工人运动（在广东、在法国也都做过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三次举行暴动，我主持其中的两次（10 月 23 日第一次暴动时我尚未到沪）。1927 年 2 月 19 日—22 日组织 36 万工人总罢工，2 月 22—24 日举行第二次起义，但因革命军未到，起义未能与革命军配合而失败。

3 月 21—22 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两天内击溃张宗昌的军队三个团，共 1

万多人，工人缴获了步枪 4000 多支及其他短枪、机枪等。当时参加罢工的工人有 80 万，

直接作战的 1 万多人。开始时工人只有 300 多支短枪，起义一开始，就从警察那里缴来大批武器，在南市、闸北、虹口、吴淞⋯⋯的战斗都得到了胜利。这时蒋介石已经到了江西，与武汉政府已经开始冲突，而白崇禧领导进攻上海的北伐军听说工人罢工，就不前进，希望工人失败，他再进来。

北伐军到达京沪之后，蒋即亲自到上海来镇压工人。他同外国势力勾结，并且收买流氓，一起进攻工人。4 月 11 日，他利用流氓伪装工人在工人纠察队里引起冲突，接着借口调处，把军队开入纠察队司令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把工人纠察队缴了械。第二天“四·一二”，即开始了大屠杀，当天即杀死 30 多人，伤 200 多人，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好多工人被逮捕屠杀。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5 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八一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独立十五师，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共约两万余人。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张国素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宋庆龄、邓演达都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这一起义的失败，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失败后的队伍，一部分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结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领退到福建，江西边境，以后转到湖南，后来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一师人会合。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是由武汉警卫团和农民囱卫队组成的。

我在 1927 年即离开南征军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 1931 年止。1931 年底去江西中

央苏区（首府瑞金），在军队中工作。后来参加了 1934—1935 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0 年在上海时，我曾去过一次欧洲，绕道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议。办出国护照时，我照了一张相，叫陈廖认，并且告诉他这个人是黄埔军校的，他想了半天认不出来。我于是就大胆地用这张相片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领了出国留学的护照。

我在 1919 年认识邓颖超同志， 1925 年和她结婚。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 60 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 1936 年谈判开始。1937 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头四次完全失败了。第四次是陈诚指挥的，失败得最惨。于是蒋介石决心加强训练，这便是庐山训练的开始。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句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这时蒋介石也派人来秘密接洽，要我们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接受和平，同时蒋介石仍加紧压迫东北军向红军送攻，以便

削弱红军，使中共易于接受他的等件。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亲至西安，逼张打共产党，并且说，他如果不打，就派蒋鼎文来代替他，并要把他调到福建去，于是张学良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事变发生后，我们在陕北保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要我们派代表去西安与蒋谈判和平。在西安参加和平谈判的共 5 人：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宋子文、蒋夫人、蒋、还有我。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准备打日本。12 月 25 日，蒋夫人坚持要在这一天送蒋回京，张学良自己答应了亲自送蒋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张自己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后会从此被囚。张学良被囚以后，东北军将领、士兵大为愤怒，以至杀死张学良的主要助手、主和派王以哲，情况严重，闹了两个月才告平静。从那时起，东北军被蒋介石分散到各处，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1937 年 2 月正式开始了国共谈判，我曾一次去杭州，两次上牯岭。当时顾祝同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谈判的结果国民党答应中共为合法政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改编红军为八路军。但是政府始终未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

抗战开始后，我与朱德，叶挺将军去武汉，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划定作战地区。朱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我亦去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合作。1937 年 8 月—11 月间，先在太原，太原失守去临汾，然后回延安。12 月底去武汉，一直住到武汉失守之前，即 1938 年10 月，我们是武汉失守前最后离武汉的一批人。从武汉撤退到路过长沙时遇长沙大火。

后去桂林， 1938 年底去重庆。

抗战中的国共军事磨擦，开始于 1939 年 6 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以甫的关中地区。10 月，河北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12 月，山西阎锡山的旧军打新军。1940 年国民党朱怀冰部进攻冀豫边区。

1941 年 1 月上旬发生了皖南事变（茂林事件）。新四军军部近 1 万人，除有 2000 人

突围以外，都被杀、或被俘，目前仅放了 200 多人。

1939 年 2 月，我曾自重庆去桂林，到皖北视察新四军。顺路去了一次家乡绍兴。5 月返重庆。7 月返延安。因骑马伤右臂，未治好，9 月赴莫斯科医治。政府的飞机送我到兰州，然后乘苏机赴苏，入克里姆林宫医院。到 1940 年 2 月返延，体重增加了 9 磅。5 月去重庆，8 月返延安一趟。1941 年茂林事变发生，谈判决裂，开始在报纸上斗争。1942 年林彪去渝。林彪同蒋介石谈判也无结果。1943 年 8 月，我与林彪等离渝返延。

1944 年 5 月，史迪威将军决定派美军观察组和记者团去延安，我在延安欢迎他们。

11 月赫尔利去延，达成五条协议，大概内容为打败日本后，同意中国建立联合政府，包括各党派人士，统一军队，改革政治，给人民自由。这是毛主席与赫尔利双方签字的，但具体内容从未公布。

我在 1945 年 2 月又去重庆。

史迪威与赫尔利政策的差别，就是史迪成主张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军队，他是执行罗斯福政策的。赫尔利的主张却是要经过蒋介石来援华。他也赞成联合政府，但对共军的援助必须经过联合政府。赫尔利的主张虽如此，但蒋介石仍然不同意，结果赫尔利放弃了自己的联合政府主张，公然站到蒋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了。

马歇尔在 1945 年 12 月开始来华时，我觉得他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我

们在 3 个月内相处得甚好。但在 1946 年 3 月东北问题起来之后，双方意见常有距离。他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和马歇尔无法取得协议。但是，我与马歇尔个人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