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渡日本求学，在苦闷中曾一度信仰“无生”主义。“军国”的主张不 能救中国，“贤人政治”亦不能救中国，周恩来开始关注俄国的列宁

“大江歌罢掉头东”

四年的南开学习生活结束后，每个南开学子都在为自己的去向作打算， 周恩来还年轻，他有着远大的抱负，希望能继续求学，但他的家境却那么贫寒，难以给他多少支持。一些友人得知他的打算后，借给一笔路费，帮助他去日本求学。那时，中日两国之间有一个由日本政府指定学校为中国代培留学生的协定。协定中规定：中国学生凡能考取指定的日本大专学校之一的， 可以享受官费待遇，直到学成返国为止。如能得到这个待遇，他在日本求学的费用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他很想试试，到日本去报考官费留学。

在周恩来毕业的前一年，伯父周贻赓已被调充奉天全省清丈总局西安清丈行局科员，只身赴东北就任。周恩来对他伯父几年来的抚养很感激。要出国了，周恩来决定先到东北探望伯父，并回沈阳母校同师友话别。1917 年 8 月，他又回到了阔别四年多的沈阳，与伯父和母校的师友们依依惜别。8 月30 日，他给同学写下了这样的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1. 月，他由天津登轮东渡。临行前夕，写下了那首抒发他青年时期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

“大江歌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南开学校毕业生在日本留学的很多，不少人原是周恩来的好友。他的同班同学王朴山只比他早到东京三天。南开创办人严修的儿子严智开（季冲）正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即将毕业。其他同学还有童启颜（冠贤）、陈钢（铁卿）、张鸿诰、张瑞峰、高仁山、吴瀚涛、刘东美、杨伯安等。在东京，一些先期到达的同学，在东京组织了南开同学会，总干事是童启颜，周恩来去后不久，被选为评议员。因此，周恩来一到日本，就得到不少照顾和帮助。由于住处紧张，周恩来在东京神田区一家家具店的二楼，同一个早住在

这里的姓陈的中国留学生挤住在一个“贷间”（日本有些房主将多余的住房出租，并承办租客的伙食和一般生活照料，称为“贷间”）里，以后为了寻找房租便宜的地方，又多次移居。

1. 月间，他进入神田区仲猿乐街七号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大学考试的课目，主要是学习日文，也复习一些其他课程。这不仅因为日文是他在日本生活和求学必须具有的条件，是日本大专学校入学考试的重要科目，而且还因为他在南开学校所学的数学、物理、化学等科使用的同语都是英文的，如果不学习日文，对其他科目的考试也会带来很大的困难。他和南开同学张鸿诰都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如果考取其中的一所，可以得到官费学习的待遇。

日本学校的考期越来越临近，家里的景况一天比一天困难，使周恩来优心如焚，他在 1918 年 1 月的日记里写道：“我现在惟有将家里这样的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时时刻刻去用功。今年果真要考上官费，那时候心就安多了， 一步一步的向上走，或者也有个报恩的日子。如今我搬到这个贷间来，用度

既省，地方又清静，正好是我埋头用功的日子。”同月的日记里又写道：“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我一个人，除了念书，还有什么事做呢？用功呀，用功呀， 时候不再给我留了。”

在准备考试的同时，周恩来并不一味地死读书。他利用一切机会观察和了解日本社会，从周围的实际生活中去学习。他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日本是中国的近邻，过去也蒙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为何明治维新后却一天天强盛起来。中国的路该怎样走？他到日本后曾给南开学校同班同学沈天民写了一封长信，并附寄一本英文版的《日本时代精神》。他同在东京的南开同学往还密切，经常到中华青年会去看报，注意观察日本社会。他在日记中写道：

“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正本事的，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 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是极力反对。这样子人总是心里头有一定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然是不足论事，然而当着他活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梁任公有一句诗：‘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观察，周恩来对日本社会的认识有了变化。原先， 他受国内一种流行看法的影响，认为中国太弱了，日本“军国”式的道路未必不是救中国的一种办法。经过实地观察，他把自己的新认识写到了日记本上：“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 的。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将来欧战完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保怕难保得住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知又教谁打呢？军国主义在 20 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

修正了认识上的“大错”以后，要找到正确的答案又谈何容易。周恩来苦苦思索着中国的出路。再加上个人的境遇和家庭的景况，他到日本后不久有一个短时间苦闷几乎达到极点。1918 年 1 月 8 日，堂弟来信，告诉他在家久病的叔父贻奎去世了。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紧接着三天，他在日记中都写下了自己这种亦痛亦悲的心情。在 1 月 9 日，他写道：“想起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就是指贻奎）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的呢？简直说是穷死了。”1 月 10 日，他又写道：“连着这三天，夜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够立

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指他的伯父贻赓和父亲助纲）做一点事儿。如今处着这个地位，是进不得也退不得。”在异国的孤寂之感，使他萌生了这样的怪念头：能不能用当时日本流行的佛教“无生”思想来摆脱自己内心难以忍受的痛苦。

经过一段时间的理性思考和思想斗争，他很快抛弃了“无生主义”的想法。他在日记中写道：

“以后我搬到神田住，忽然又为孤单独处的缘故。看着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绕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较着像少事的。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像释迦所说‘世界上有一人不成佛， 我即不成佛’那么大；然而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那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既不能去做，又不能不去想，这个苦处扰我到今年一月里才渐渐的打消了。”

1918 年 2 月 11 日，是农历戊午年的春节。周恩来在这天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我平生最烦恶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为便于言行一致， 他把自己在新的一年里应做的方针定为：“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 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这期间，周恩来思想的稳定和认识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青年》杂志对他的影响。《新青年》杂志 1915 年 9 月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

杂志， 1916 年 9 月，更名为《新青年》，早期主要由陈独秀一人主编。该刊以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力主要内容，成为发起和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在当时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中具有极广泛的巨大影响。当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的时候，《新青年》早已出版，他虽在书铺里买来看过，但不过是随便创览了一下，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他在旅日日记中记述这件事说：“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在周恩来从天津动身赴日本求学的前夕，一位朋友送给他一本《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他将这本杂志带在身边，赴日途中开始阅读，渐渐对它喜欢起来。到东京后，又从严智开（季冲）那里见到《新青年》第三卷的全份，借回去看，受到一些启发，觉得“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到了极端苦闷时，他又把《新青年》第三卷重新找出来，重新阅读。其中宣传的新思想强烈地吸引了他，使他顿时感到眼前变得豁然开朗。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的上，随着进化的轨道， 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这个月开月以来，觉得心里头安静了许多。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来到日本所讲的‘无生’主义虽然是高超了许多，然而却不容易实行。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的全都是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着 2 月 11 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执旧有的与新的对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这期间，他“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并在日记中连续地写道：

“我自前天忽然的醒悟，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我这时候的思想与这句话一点儿也不错。我这时候的喜欢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宗教家常说人要信宗教就是‘更生’‘重生’。我觉得我这回大领悟，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实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样子了。法国女优倍那儿常说自己是小儿。我今天借用他这句话。我看我自己现在实在是小儿了。哈哈！” “我现在心里非常快活。想起我从前所思、所学、所行，实在是一无可取。”“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

他兴奋地用两句诗来表达自己的心境：“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

东升！”

一片新的希望在他面前升起了。他开始确信：世界是合乎自然地、活泼泼地、永不停息地进化的，自己的思想、学问和事业都要毫不可惜地抛弃“旧” 的，追求“新”的。这一切使他振奋，使他受到巨大的鼓舞。虽然这个“新” 仍然是模糊不清的，但他决定要重新考虑自己今后的生活道路。

这以后几个星期，他集中精力投入东京高等师范的入学考试。考试是在 3 月 4 日至 6 日进行的，共考日语、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物理、化学、博物八科，还进行了口试，结果没有被录取。这对他自然是个不小的打击。但他精神上并没有沮丧。他的同班好友张鸿浩虽然考取了高师物理科，却希望考入第一高等学校，以便将来可以上大学学工科。报考一高，必须先从高师退学，但将来能否考上一高又没有把握。张鸿诰很犹豫，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劝他说：不能只顾一时的得失，动摇多年的志愿，应该考虑国家的需要和个人在哪一方面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决定取舍，你既能考上高师，为什么怕考不上一高？经他一说，张鸿诰下决心退掉高师的学籍，后来果然实现了他学工的夙愿。

这次考试失败后，周恩来又全力以赴地投入下一次考试的准备。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自从考完了师范后，心里头非常的着急，以为 7 月里考第一高等，功课若不预备好了，定然没有取上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从现在起起首用功，断然没有把握。”他订了计划：每天读书 13 小时半，休息和其他

事 3 小时半，睡眠 7 小时。

不久，一场爱国运动改变了周恩来在日本的全部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