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主义，加入中共

1921 年 2 月中旬，周恩来由英国返回法国后，于 3 月至 6 月间为天津《益世报》撰写了大量的旅欧通讯，为国内读者了解欧洲的情况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材料和独到的见解。其中有：《德国赔款问题之决裂》、《西欧对俄对德之方略》、《一周间西欧政象之撮要》、《欧战后赔偿问题之近讯》、《伦敦会议再开幕之经过》、《万目睽睽之日皇储来英记》、《英法最近之意见龃龉》、《协约国最高会议之延期》、《上西里西亚问题之近况》以及有关英国百万煤矿工人总罢工的系列报道《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等。他在通讯中指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而英国政府则“与资本家一鼻孔出气”，“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 通过对欧洲社会的实地考察，周恩来的思想认识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认定：英国式的费边社会主义是空想，俄国十月革命开创的道路才是正确的， 才是真正能拯救中国的惟一道路。

这期间，有两件事对周恩来影响甚大。一是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一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发动的大规模斗争。

与国内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几乎同时，在法国留学的周恩来也在进一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对各种主义的“推求”和“比较”，逐步确定了共产主义的信念。1921 年 2 月中旬，周恩来从英国重返法国后，住在巴黎拉丁区，入巴黎郊区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学习之外，他还进行社会调查，常常通宵达旦地为天津《益世报》撰写通信。但是，他这一时期放在第一位的仍然是“研究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社会矛盾相当尖锐，共产主义运动日益高涨， 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周恩来如饥似渴地阅读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法国、英国共产党的报刊。他在阅读的时候，认真地划重线，写眉批，记笔记。一本保存下来的周恩来当时读过的英文版《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教导》中， 他在马克思一些话下划了着重线：“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问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凡点：

（1）阶级的存在仅仅因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 （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周恩来还对当时欧洲流行的各种思潮进行了研究，并与觉悟社社员以通信形式多次探讨。他经过冷静的分析和观察，得出了结论： 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大无限制”，处在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除一切强迫和束缚，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发源于无政府主义， 在现今的欧美“不免于等于梦吃”；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而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之一张申府 1920 年12 月 27 日和刘清扬一起到达法国。张申府同周恩来在北京陶然亭聚会时见过面，他原是北京大学的讲师，研究哲学，在五四运动中十分活跃。刘清扬是觉悟社社员，担任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会长，同周恩来很熟悉。刘、张结婚后一同赴法。临行前，陈独秀和李大钊委托张申府建立海外组织，即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到法后，张申府首先介绍刘清扬加入小组。周恩来在巴黎与刘、张相遇，心里十分高兴，时常与他们往来，一起探讨问题。当周恩来了解到国内筹建共产党和张申府受托建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后，立即表示了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要求。 1921 年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周恩来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1985 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确认，周恩来加入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 即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

周恩来确立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前后经历了三年多时间。他在日本留学时对马克思主义开始有所接触，以后经过五四运动和狱中的沉思，又到欧洲实际考察并对各种社会思潮进行比较推求，才最后作出这个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从此，他把自己的精力和才华全部献给了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当时的英、法、德三国中，德国的生活费用最为低廉，因此 1922 年 3 月初，周恩来与张申府、刘清扬由巴黎迁居德国柏林，住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 54 号。旅德期间，周恩来和张申府、刘清扬以及原在柏林的中共党员张怕简组成旅德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经常往来干柏林、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生和进步华工，举行报告会，作演讲，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推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这时，周恩来已成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坚定地在为共产主义“宣传奔走”。

他的思想变化和确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经过，在 3 月致国内觉悟社社员的两封信中但露出来。

他在致湛小岑、李毅韬的信中说：

“劈头要说的便是：你们现在所主张的主义，我是

十二分表同情，差不多可以说没有甚么修正。觉悟杜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 但老实说来，用一个 Comrnunisrn （以下简作 C·ism） （即共产主义——编者注）也就够了。”

“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其余的也不必谈了，我们大都可以心会，古人所谓‘莫逆我心，相视而笑’，我们现在当对信一笑了。

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

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 C·ism 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达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不过我要谢谢你们的，施以（即谋小岑）的思想实在与我以许多反映，其功并不在石遗、衫时（即薛撼岳、郑季清）下，而施珊（即李毅韬）的一封信，也引起我探求主义不少的兴味。再提要说一旬，便是前年北京的‘全武行’（指 1919 年 8 月在北京天安门前请愿并同军警搏斗事件）于我也非常有帮助，不知施珊是否也由那次打出来的影响。”

在致李锡锦、郑季清的信中，他再次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他还附了一首白话诗，自称“词句是非常恶劣，不过颇能达我的意念”。“你们看了我这首诗，可以想见我现时的志趣来了。不用多谈，谅能会意。”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生别死离壮烈的死， 苟且的生。贪生怕死，

何如重死轻生！ 生别死离，

最是难堪事。

别了，牵肠挂肚； 死了，毫无轻重，

何如做个感人的永别！

没有耕耘， 哪来收获？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杨，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那有这类便宜事？

坐着谈，

何如起来行！ 贪生的人， 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兄是他们却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 永别的感人。

不用希望人家了！ 生死的路，

已放在各人前边，

飞向光明， 尽由着你！

举起那黑铁的锄儿， 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 种子散在人间，

血儿滴在地上。本是别离的， 以后更会永别！ 生死参透了， 努力为生，

还要努力为死，

便永别了又算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