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次年 5 月，他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

准备起义

1926 年 12 月.中共中央把周恩来从广东调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1927 年 2 月，任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

上海是肚界著名的东方大都市。是当时中闰的重要经济中心，帝国主义据以对中国进行经济、政治侵略。市中心有帝国主义统治的法租界和英、美、日等国共管的公共租界，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四周是中国管理的上海市，分为闸北、南市，沪西、浦东等区，历来是军阀争夺之地，准取得了上海，准就睥睨东南，势大力强。上海。也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最强大的城市。当时的中共中央就在上海，处于秘密状态下。

自从 1926 年 7 月 1 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国民革命军北伐以来，一路进展顺利。12 日进长沙。8 月下旬叶挺独立团占领湖北军事要隘汀泗桥，接着又和第四军一部在贺胜桥击溃北洋军阀吴佩孚主力十余万人。9 月，北伐军攻占汉阳、汉口， 10 月攻占武昌，叶挺独立团首占蛇山，突进城中。11 月，北代军攻占九江、南昌。 12 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昌。1927 年 1 月，美国命令驻檀香山和苏伊士的军舰赶去上海，又从菲律宾调集一个旅团陆军到上海。英国把它驻威海卫的第二舰队开到上海，从英国和印度调集 1.2 万名“中国远证队”向上海集中，日本派遣巡洋舰、驱逐舰 5 艘开到中国。2 月中旬，北伐军占领杭州。3 月 17 日，占领杭州的北伐军分两路向沪宁线前进。

早在 1926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委就准备配合北伐军的挺进，进行

武装起义。 10 月 23 日，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一次武装起

义，遭到失败。 1927 年 2 月中旬，在北伐军占领杭州后，上海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表示响应。工人的罢工遭到北洋军阀残酷镇压，于是，中国共产党决定把罢工转为起义。2 月 22 日下午，中共上海区委发出《特别紧急通告》，宣布“全上海动员暴动”。但是，由于事先准备不足，已经罢工 4 天的群众

十分疲惫，因此， 23 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停止这次起义，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接着，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并且组织了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

周恩来总结了第二次武装起义的教训，认为“问题全在于没有准备，在于党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

为什么没有准备呢？因为从中央的指导思想来说，“全党甚至没有夺取政权的打算”。“党一直采取了不提出夺取政权的立场”，而强调“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周恩来说：“既然全党从前没有要夺取政权，它在国民革命时期成了一种似乎是辅助的力量”，“既然党只是一种辅助的作用，军事工作也被看作是一种次要的工作，工人又没有武装起来，因此遇到像现在这样需要独立行动的场合就做不到这一点，自己没有力量，没有准备”。

当时，陈独秀是中央总书记，又是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他对于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是积极的。但是，他认为武装起义是“群众的夺取武装，群众的开代表大会”。这个指导思想反映在中共上海区委的一次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起义不必先有武装，说：“要明了武装暴动是民众的武装暴动，是以广大的民众的热情跑到街市随时随地夺取武装，决不是先要有了武装才可以暴动。”

周恩来早在旅欧时就明确，革命要有革命的军队。在广东时指挥过战争，有军事工作经验，更体会到自己掌握武装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现在军阀的队伍虽然是在瓦解中，这些队伍很不巩固，他们在寻找我们，我们在他们中间可以做宣传工作，但是“这些部队对我们能起多大作用，这取决于我们对工人的武装程度，取决于工人拥有的力量。假如工人的力量薄弱，这只会有利于他人，反之亦然”。他提出：“要有自己的准备”，“纠察队、自卫团都有规定特别工作”，“并加暴动起来夺取武装”。

翟秋白也主张武装起义“要有作战计划，有主力军之训练”。

周恩来是军委书记，他提出了军事工作的纲领性计划，包括：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武装力量，加强队伍训练，准备武器，加强敌军工作，开展情报活动等。核心是建立一支由自己直接领导的有战斗力的武装队伍，作为发动武装起义的主力军，在关键时刻能够克敌制胜。

周恩来组织了三支武装力量：

纠察队。“目标 5000，先组 3000”。到 3 月 11 日，组成了常备军一团， 1500 人，后备军三团。最后总数超过 2000 人。

自卫团。用手枪，“目标 500”。3 月 4 日已发展到 700 人，6 日发展到820 人。据 3 月 11 日报告，“自卫团可扩充到 1000 人，预备把他们都加入

党，将来分配到纠察队里面去做核心。”特别队，开始人数很少，到 3 月 6

日已增加到 900 多人。

有了队伍，要加强训练。当时军委设在法租界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复兴坊）。那里有三栋楼房，周恩来住在第三栋的楼上。楼下住着孙津川（上海工人纠察队铁路工人大队总指挥）夫妇和孙的母亲。周恩来对训练抓得很紧，花了很多心血。他经常深入到工人纠察队中去，亲自指导浦东、南京、小沙渡、杨树浦、商务印书馆等地区的军事训练，教工人练习射击、进攻与防御。他非常机敏灵活，为工人们所敬佩。他除了住在辣斐坊以外，有时也去孙津川的家乡开会和部署工作。

据当年周恩来从北伐军浙江前线调来担任纠察队指挥、黄埔军校毕业生侯镜如说：周恩来“冒着随时被捕牺牲的危险，亲自潜到各个训练地点，与纠察队干部们谈话，并亲自作政治形势报告，甚至有时还亲自对工人们进行军事训练”。

商务印书馆工人纠察队是闸北工人纠察队的骨干力量之一，晚上在印书馆的铸造部翻砂车间利用那里的噪音，练习实弹射击。周恩来很重视这支纠察队，多次去指导。一次，一个队员的手枪走火，另一个队员受了伤，周恩来马上说“大家不要紧张，不要乱，要镇定下来”，稳定了大家情绪。

南市纠察队的起义准备工作在三山会馆，周恩来身着黑色中山装来到这里，询问训练情况。他亲切他说：“小心枪支走火，不能大意呀，一定要好好训练，消灭敌人。”

沪东在培开尔路（现惠民路）仁寿里的过街楼等处，对纠察队训练如何

使用武器、如何利用障碍物进攻，侦察地形。浦东区委派了 20 多名工人到南市接受射击训练，在那里见到过周恩来，听过他讲话。

沪西有的纠察队是在菜市路（今顺昌路）康悌路（今建国东路）附近一所学校里练射击、进攻、后退。

闸北的工商业资本家要组织保卫团来保护自己，周恩来、赵世炎就派商务印书馆工人进去。有的工人很不理解，周恩来笑着间他：“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什么？”“枪支和弹药。”“对。”周恩来说：“如果我们加入了保卫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有枪支和弹药吗？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利用保卫团这个合法地位进行军事训练，掩护我们有关起义的其他准备工作。”于是有40 多工人参加了保卫团，在起义中发挥了作用。

什么时候起义？陈独秀感到我们力量薄弱，不要发动太早，提出两条标准：一、上海已无北洋军阀的驻兵；二、北伐军到松江后仍前进，或到达龙华后。

周恩来不同意这两个标准，认为根据北伐战场形势分析和上海敌人驻军情况，“假使松江下，必可动，因毕（北洋军阀驻军领导人毕庶澄）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溃散。”最后确定：“一、松江下，二、苏州下，三、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3 月 20 日，北伐军过松江，傍晚到达上海近郊龙华。上海总工会派人去联系，蒋介石命令白崇禧停止前进，意图让北洋部队和工人纠察队互相厮杀，两败俱伤。 21 日晨，中共上海区委发

出起义指令，全市 80 万工人举行总罢工。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赵世炎任副

总指挥。他们用 3000 名工人武装纠察队为骨干组成起义队伍，依靠广大群众

的支援，同驻守在上海的北洋军阀毕庶澄部加其他军警共 5000 多人激战。原来的分工是，闸北区由赵世炎、顾顺章负责；南市区由周恩来、徐梅

坤、陆震负责：“如南市不重要，恩来调闸北”。21 日下午 1 时，南市工人纠察队和起义工人进攻警察署和淞沪警察厅，警察都已经吓跑了，枪支扔得满地都是。工人捡起枪武装了自己，又向高昌庙兵工厂进攻，敌人争先恐后登上黄浦江边的船只逃命。接着，工人纠察队又占领南火车站，战斗胜利结束。在浦东，工人纠察队只有十多支枪，去攻打警察局，一面开枪，一面把爆竹放在火油箱里放，声音像打机枪，警察马上竖起白旗投降了。沪东、沪西也都很快取得胜利，结束战斗，最后，集中在闸北。闸北是敌人主力集中地，敌军装备又好，因而战斗最激烈。

起义当天，在闸北，工人纠察队攻占了五区警察局，周恩来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接着又指挥攻下了北站附近一个警察署。22 日，闸北、沪西。沪东起义队伍合力攻下天通庵车站，向占据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敌军进攻。这时，有些纠察队员牺牲，大队长受伤，使工人纠察队员气愤万分，准备硬拼。周恩来亲临前线，制止了大家的这种情绪，指挥大家占领四层楼窗口，用步枪组成火力网封锁对面敌军的大门，利用附近建筑物包围了敌人，攻下了这个据点。最后，只剩下北火车站的敌军负隅顽抗了。敌军放火烧民房，给起义队伍造成困难。周恩来命令工人纠察队一面灭火，一面保护老百姓撤退。22 日下午，北站守敌企图向租界逃窜，工人纠察队己有防备，用火力封锁了

敌军。下午 5 时左右，周恩来到前线向工人纠察队讲话，介绍了两天战斗的

情况，要求 6 时之前占领北火车站，起义队伍高呼：“保证 6 点前消灭敌人。”

终于，这天下午 6 时攻下了这个堡垒，战斗胜利结束。

在工人纠察队攻打军阀部队遇到困难时，陈独秀知道了，曾下令要工人纠察队向大场方面撤退。命令由郑超麟传达给指挥部，指挥部没有执行，继续打下去，结果胜利了。

战斗结束后，起义工人把俘虏押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周恩来亲自对他们讲话：“你们也是苦兄弟，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有家的回家，没有家的去投亲，我们不杀害你们，也不强留你们。”

周恩来当时对俘虏已经采取正确的政策。

两年后，周恩来在回顾这次起义时说：“暴动前的军事准备是比较充分的，在短促的时间，赤卫队（即自卫团）的主力有 800 余人，纠察队有 2300 人。”“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很快的就成功”，“只有闸北经过长时期的激战，毕庶澄军队几千人都集中到闸北车站”，“在群众的威袭之下，经过28 小时的巷战，最后完全靠有组织的产业工人武装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