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瘦了”

邓大姐 1946 年 7 月在回答上海记者们的问题时说：周恩来为中国的真正和平而忙碌不堪。午睡根本不可能，夜间也睡得极少，而且寝不能安。周恩来瘦了，不像往日那样健壮了。这时，我们也都发现我们的副主席消瘦了。

他怎么可能不瘦呢？

健壮固然健壮，可人毕竟不是机器人呀。在那些处于“突击”状态的日日夜夜里，中午从不见他午睡，晚上，按一般情况，总要工作到翌日清晨 4

时左右才能休息，而早晨 7 时半左右起来，立即又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工作。

这样的生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一天晚上，都下 1 点了，家康转告于产，

副主席要于产立即整理一件特急材料给他。于产整好，已经快凌晨 4 点了， 便从自己所在的二楼，蹑手蹑足下到一楼周副主席办公室兼卧室。一看，辛劳了一整天的周副主席还坐在桌子前，戴着眼镜，正聚精会神地看着上面写满了极小极小字体的材料呢！

我们工作当然也忙，但都有明确分工：管内部工作的只管内部工作，管外事工作的只管外事工作。除有时需作必要的协作外，一般互不涉足他人工作范围。但副主席就完全不同了。他什么都得管。作为中共中央南京局书记， 他还负责指导我国南部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在实践中，他把合法与非法， 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党内与党外既严格分开又紧密配合，工作有条不紊。许多党员，许多情况，他都很熟悉。他经常接见地下党的同志。

他如此繁忙，还时刻关心每个同志的安全。

周公馆的同志们不是为了工作是不随便外出上街的。一天，单独外出工作的广东籍年轻干部关振群同志（因为长得像，大家都叫他“莫洛托夫”） 到晚上 10 点，过了预定回来的时间很久了还没有回来。副主席知道后非常着急，亲自在一楼用作饭厅的廊厅里把大家召集拢来，在作了分头去找的部署后，一直在廊厅里焦急地踱来踱去，当着大家的面批评有关负责同志不该让一个刚来上海不久的年轻同志晚上单独外出工作，若有必要也得有人陪伴， 去前要说明所去地点和预定返回时间。

副主席正说着，那个小广东自己回来了。原来，他在回来的路上，发现有人跟踪，他花了好大力气才脱了“梢”回到家。他一进门，看到周副主席正为他的安全问题那么焦急，他感动得涌出了热泪！

上海工委青年组组长刘光同志，因病，化了名，填了友人家的住址，住进了上海第四医院。副主席忙成那个样子，竟曾三次亲往医院去探视。7 月16 日晨，刘光同志终于永远停止了呼吸。副主席和邓大姐闻讯急速赶到医院，他悲痛得说不出话来，邓大姐则抚尸大哭。每一个同志，哪怕是青年同志，是多么牵动着副主席的心啊！

周副主席工作繁忙，吃饭极简单。在家里，他总坚持和大家同桌吃一样的饭菜。那时，管炊事的陈姐感到对日理万机的副主席来说，饭菜太单调了， 于心不忍，有时就偷偷炒盘鸡蛋端上。细心的副主席一看另外一桌上没有， 就告诉管行政的同志，以后不许对他“特殊”，并把炒蛋推到桌子中央，要大家一起吃。

附带说一句，副主席瘦了，我们大家绝大多数也并没有长胖。试想，副主席那么忙，每天做那么多事，他的那些秘书，以及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 谁又能不踏着这快速的节拍起舞呢！

多么辛劳的日日夜夜啊！可是，我们多么渴望再过过这种虽然辛苦，但却没有扯皮，没有歪风邪气，真正全心全意扑向工作的日日夜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