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组建新四军

周恩来与新四军有不解之缘。这不仅是因为新四军的广大指战员是长期坚持在南方各地进行过艰苦游击战争的红军将士，这些将士的相当一部分在江西苏区时曾经在他领导下参加过反“围剿”的残酷斗争；还因为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叶挺与他共同参加过北伐，领导过南昌起义，在艰苦危难的岁月里，在生与死的考验中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新四军的其他领导人也是他患难与共的战友。

周恩来与叶挺早在统一广东的斗争中就已相识。叶挺原在孙中山的总统府（后为大元帅府）任警卫营长， 1924 年秋赴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

大学和红军学校学习。 1925 年 9 月，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负责指导组建以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时，叶挺正好从苏联学成回到广州，于是周恩来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叶挺，并由叶挺任独立团团长。独立团名义上属国民政府领导，实际上由共产党人控制。独立团于 1925 年 11 月成立，周恩来直接过问排以上干部的任免、人员的补充和重大军政训练问题。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掌握的革命武装。

1926 年夏天，叶挺率领的独立团担任北伐先锋，开赴湖南前线。这时，周恩来因中山舰事件的发生被迫辞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职务，改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特别训练班主任，并以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身份主持共产党员参加北伐的准备工作。当独立团出师途经广州时，周恩来听取了叶挺关于独立团的汇报，并向独立团连以上共产党员干部发表了讲话，号召大家英勇作战、不怕牺牲，起先锋模范和骨干作用。他还把政治训练班的大部分学员（多为共产党员）派到独立团工作。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以势如破竹之势摧枯拉朽，屡建奇功，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

在 1927 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周恩来由上海到武汉，参与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并以军事部长身份负责指导武汉和两湖地区的工农革命运动。叶挺时任武汉卫戍司令，击退了夏斗寅的武装叛乱，使武汉政府转危为安。在“七·一五”事变后，中共中央为挽救革命，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十四师是南昌起义的三大主力之一。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进军过程中，叶挺一直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在汕头流沙失利后，周恩来患重病，叶挺与聂荣臻不仅负责护理，并参与护送，经过飘泊过海，幸运脱险到达香港。

这以后，周恩来与叶挺天各一方。周恩来从港到沪继续参与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叶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没想到米夫等人对他横加责难，百般冷落。他不堪忍受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出走至法国，脱离了党的关系。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从海外归来，准备效命祖国。这时，周恩来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8 月，周恩来在上海会见了从澳门迁沪小住的叶挺。这是两人离别十年后的再度重逢。周恩来在南京谈判中就陕北红军主力改编基本上达成协议后，再次向国民党提出了统一整编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抗日的建议。当时，南方

的红军游击队散布于湘、鄂、赣、豫、闽、粤、浙、皖 8 省 13 个地区（不包

括海南岛琼崖），最大的游击队千人左右，最小的不足 200 人，一般多为 300

至 600 人。国民党方面同意改编为一个军的建制。

谁来负责改编并统率这支军队呢？对于入选问题，我党与国民党曾经各自有过某种考虑，但都未能被对方接受。这实际上是个争夺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权问题。国民党无疑想通过其认为合适的人选来掌握这支军队，但我党不同意，因为它毕竟是我党曾经领导过的红军游击队，改编后虽属国民革命军，但应像陕北主力红军那样，其领导权仍掌握在我党手中，要物色一个为国共双方都能认可的入选是相当不易的。周恩来在上海会见叶挺时，想到他可能是最佳人选。周恩来倾听了叶挺对共产国际不公正处理的诉说，实事求是地看待他走过的历史道路，认为他尽管脱离过共产党，但会接受党的领导，服从中共中央的指示，国民党也不一定拒绝，领导权又能实际地掌握在我党手中。周恩来提出这个问题后，叶挺尽管感到责任重大，工作艰巨，还是欣然同意了。对于共产党的举荐，国民党方面表示满意，在他们看来，叶挺脱离过共产党，不一定为中共信任，由政府来任命，可能会受节制，周恩来在上海会见叶挺后返回延安，随即辗转山西前线。南方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改由仍在南京的叶剑英等与国民党协商，最后确定由陈诚出面向蒋介石保荐，将南方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以叶挺为军长。1937 年 9 月 28 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委任叶挺为新四军军长的命令。自此以后，新四军就在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关怀下成长和发展。

周恩来与新四军的另一主要领导人项英也有着长期的工作关系。项英是党的工人运动领袖，从党的三大到六大部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上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这样，周恩来与项英从 20 年代后期始就一起参与了中共中央的高层领导。在白区工作遇到极大困难后，中共中央于 1930 年 10 月决定组建苏区中央局时，两人都被指定为其成员，并且在

周恩来作为苏区中央局的书记不能到任时，由项英先去苏区代理。 1931 年底周恩来到达苏区后，项英尽管不再代理中央局书记，但仍参与苏区的党、政、军领导，负有重责，在此期间，两人对不少问题的认识存在分歧。尽管周恩来未能完全抵制“左”倾错误路线，但与项英在一些政策和策略的看法上常有争论。红军主力长征，项英被留在江西苏区以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兼政委名义与陈毅（时负伤治疗，被委任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一起领导留下来的 16000 多红军官兵坚持游击战争。自此，他们各在南北，分离三年。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时还不知项英在何处。直到 1937 年 9 月底周恩来在山西抗战前线，从报纸上获悉项英、陈毅在南昌同国民党接洽改编红军游击队消息后，便立即分别致电项英、陈毅、博秋涛和叶挺等，要他们尽快联系。

1937 年 10 月下旬和 11 月上旬，叶挺和项英先后到达延安，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原则。干部配备、作战地区和军事方针等问题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行磋商，并达成了共识。周恩来当时在山西。当周恩来于 11 月下旬回到延安时，叶挺已离开延安，去与国民党进一步商讨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项英留在延安与周恩来一起参加中央政治局 12 月会议。项英在会上报告了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情况，周恩来就山西抗战和统一战线问题发了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博古、董必武组织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所辖地区包括河南省在内的整个南中国，还有新四军。长江局下设东南分局，

项英任东南局书记兼中央军委会新四军分会书记。

1937 年 12 月政治局会议后，周、项到达武汉，与先期到汉的叶挺一起

组建新四军军部。在 12 月 23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长江局第一次联席会议上讨论的首要议题就是新四军问题。周恩来、项英都出席了会议，并是主要报告人。会议确定，南方各地区游击队应迅速集中，实施新四军建制，全部开往抗日前线；项英的主要工作应在军队方面；周恩来领导的长江局参谋处研究作战方案供新四军参考。会后，周、项一方面同长江局其他负责人联名致电中央书记处，要求派往新四军的干部迅速到汉；另方面会同叶挺等进一步研究新四军军部的组建问题。 12 月 25 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宣布正式成立。

在武汉期间，周恩来除了参与组建新四军的领导机构外，还具体指导武汉附近新四军部分支队的游击战争工作。

1937 年底至 1938 年春，周恩来多次出席或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听取傅秋涛、高敬亭、张青萍、林恺等汇报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湘赣、鄂豫皖、鄂豫边地区的红军坚持游击战争的情况，并对这些地区的党的工作和军事工作作了具体指示。对于鄂豫皖地区红军，要他们以一部参加新四军整编，余部仍在鄂豫皖边界力求发展，以扩大中州游击运动；鄂豫皖特委要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基础上尽力发展武装力量，除以一部参加新四军整编外，以余部保护后方根据地为主要任务。鄂豫边地区，是河南省委工作的重点；鄂豫边特委要加强对该地区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领导；还决定第八团队的行动在未开出前由长江局参谋处指挥，开出作战时归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指挥。周恩来还受中共中央委托，和董必武、叶剑英一起向高敬亭等传达了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要第四支队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向东挺进，建立后方抗日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在第四支队开出后，还指示河南省委和第四支队竹沟留守处要重视根据地建设和后方工作，广泛联系一切赞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人士。

1938 年 2 月，当日军以突破黄河、夺取武汉为新的战略目标之后，周恩来等联名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为确实建立长江、黄河间党的力量，必须急切地发动鲁、豫、皖、苏等地群众参加战争；为此，拟调彭雪枫由晋来豫，组织和领导鲁、豫、苏、皖四省的军事工作。随后在周恩来主持的联席会议上决定，在长江、黄河间成立一个军区，下设四个军分区，由彭雪枫负责领导新设军区的军事工作。在日军占领徐州，中央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后，周恩来等当即向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作了传达，要求他们坚决执行。河南省委根据指示对游击战争作了具体部署，动员一万多城市工人、学生和其他革命分子回乡开展工作，沿陇海、平汉线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6 月以后，河南省委还根据中央和周恩来等的指示，派萧望东率部队从竹沟挺进豫东敌后，成立新四军游击支队。9 月初，周恩来还进一步指示河南省委将工作重点移向豫东，开创苏鲁豫皖抗日根据地。9 月底，当日军集中兵力大举进攻武汉之际，正在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周恩来特电彭雪枫，要他速去豫东发展游击队。彭接电后，亦立即率部挺进敌后，开创鄂豫苏边区，并沟通了与八路军冀鲁部队的联络，到年底打开了豫东抗战的新局面。这些地区的游击战争，为后来新四军的四师、五师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