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人民的音乐家

1945 年 10 月 30 日，中华民族一颗音乐巨星陨落在遥远的社会主义苏联

首都莫斯科大地上。年仅 40 岁的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肩负党和民族的重任，远赴异国他乡工作，因身罹痼疾，医治无效，不幸逝世。

那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中国正处在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和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正需要大批优秀的人才，新兴的民族音乐正待开拓前进，而曾为革命文化做出卓越贡献的才华出众的冼星海同志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这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

我当时就学于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忽然间收到重庆前“文化工作委员会”（注：是周恩来担任副部长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被解散后成立的进步文化人组织）的友人钱远铎同志来信，告知噩耗，并邀我到重庆有事商量。到重庆后，远锋兄告诉我周恩来同志召见了他，对他讲：“星海同志为人民做出了贡献，我们要纪念他，预备发动重庆各界举行两天追悼会。听说你与音乐院、分院的教师、同学有联系，就请你在那边发动一下，邀请他们参加星海同志的追悼大会和遗作音乐会。”远锋兄让我回院与同学们先通通气，发动一下。

当时的音乐院，反动院方在政治上迫害和毒害同学，他们拥蒋反共、贪污腐化、克扣了同学们的伙食经费。这激起了广大同学的反感，大家纷纷自发地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地对院方反动的高压政策作了有力的抵制，使得环境稍有所改变。同学们的组织如“山歌社”、“中国音乐社”在与院方交涉中，起过领导作用。我回院后，与两个社团的负责人通了气，和他们讲了全部经过。随后钱远铎同志也亲自来到青木关与他们见了面，再次说明了情况。同学们毫无异议，一致表示要全力支持。

为了首先在音乐院一这个音乐正统的学府掀起一股新音乐的浪潮，在同学中扩大影响，我们“中国音乐杜”的墙报《新路》，特别为冼星海的逝世办了特刊。我写了一篇《忆星海》的文章，是回忆 1937 年至 1938 年在救亡怒潮高涨的武汉，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等人领导“救亡歌咏运动”的动人场景。

当时，预定要参加“人民音乐家冼星海追悼大会遗作音乐会”的人，除音乐院、分院的青年教师、同学之外，还有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音乐组的全体同学。音乐院、分院担任了大部节目，如《黄河大合唱》以及独唱节目。育才学校音乐组担任了《生产大合唱》。

在中国共产党和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的召唤之下，音乐会的筹备工作顺利而有效率的展开。经过慎重考虑，我们采取了邀请和同学推荐的办法，聚集了本院和分院思想单纯、业务优秀的同学来参加这一工作。音乐院作曲系的青年教师和同学首先行动起来，他们分担了为《黄河大合唱》及独唱曲如《热血》、《茫茫的西伯利亚》等编写钢琴伴奏，表演节目的人员分配，合唱的排练，为了在院内的排练工作能顺利进行，不刺激未参加这一活动同学的情绪，我们采取了低姿态，练习地点不放在大礼堂、教室，而放在作曲系青年教师的寝室进行。在这次伴奏的编写中，值得特别提出的就是大段朗诵诗《黄

河之水天上来》的钢琴伴奏，这是一项很沉重的工作。整个伴奏曲有七百多小节，不仅要衬托出诗的意境，表现出诗的磅礴气势，与诗中的内涵、韵律相吻合，更重要的是需要音乐本身有严密的组织，与诗的部分形成有机的统一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项艰巨的工作选中了作曲系青年教师作曲家黄国栋来承担。他没有辜负大家期望，足足花了两个星期的紧张劳动，经几次征求大家的意见和认真的修改，最后出色的完成了这项工作，成为整个演出节目中最有气派的一个节目！

声乐系一大批青年教师和同学，特别是个别平时与“救亡音乐”（即“新音乐”）关系并不密切的教师如张相英等，也承担了独唱节目。钢琴系两位同学——欧阳小华、屠咸若，担任了大量新的伴奏。他们走先一步，在最短的时间里，突击将这些伴奏谱都练熟了，随时给大家合练。在重庆的诗人力扬，特别为冼星海的逝世创作了追悼歌词，由音乐院作曲系青年教师——这次音乐会的具体组织者作曲家张文纲谱曲。记得当他谱好之后，找到了我，特意要我听他试唱后提出意见。这是一首相当成功的追悼歌曲，风格新颖，颇有我国西北黄土高原民歌的味道。曲中有痛惜人民音乐家逝世的哀伤，也有全国人民从冼星海同志的曲作所发出的战斗号角声里惊起奋发的革命激情！它的歌词写道：

在莫斯科蓝色的天空下，你音乐的大星陨落了！

⋯⋯

你的歌是人民的吼声，像黄河的雄壮奔腾；你的歌是战斗的号声，鼓舞着我们团结前进。

这次音乐会吸引了国立音乐院以及音乐分院年轻一代思想上最单纯、业务上最优秀的教师和同学参加，人数几乎占了音乐院同学的半数（音乐院当时全部同学才一百二十人左右）。

当时的音乐院，表面上看来是平静的，但是，阻力却从背后偷偷地袭来：院长吴伯超，这个小乐阀对作曲系主任江定仙教授施加压力，说什么：“这个音乐会都是你们作曲系的师生带头搞的，你这个主任应该好好管教！⋯⋯” 江先生回答得很好：“我是他们的教师，只要他们的功课好，旁的我管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