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计会马麟

1937 年 4 月初，周恩来回到延安，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又受会议委托，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与蒋介石谈判经过和我党对各方面策略方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4 月 4 日，当他在百忙中得知西路军约 6000 人在甘肃凉州被俘的消息时，立即致电国民党谈判代表顾祝同，要求其电令马步青将被俘人员全部送甘肃平凉转至红军四方面军归队，不许加以残害；二马不得继续追击西路军余部。

马德涵回到西安不久，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和青海省政府秘书长谭克敏等从天方（麦加）朝圣归来，路过西安，住在桥梓口天安栈。周恩来知道后，指示张文彬约上吴鸿宾和马德涵去看望了他们一次。过后，周恩来又想和马麟亲自见一面，目的主要是为了让马麟等人回青海后，为保护和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提供方便；同时也考虑到马麟等刚从南京回来，也可以向他了解一些南京方面的情况。但是，怎样安排这次会面才好呢？马麟是国民党青海省政府主席，目标大，到七贤庄去见周恩来不好；周恩来是共产党的要人，到马麟住处去看马麟，对他处境不利。大家商量后，决定以吴鸿宾和马德涵的名义请马麟吃饭，在酒席宴上让马麟和周恩来见面，但事先不告诉马麟关于周恩来也出席宴会的事。

于是，吴鸿宾和马德涵在桥粹口的天赐楼回民餐馆包了一桌酒席，叫到西羊市街 71 号，请马麟和谭克敏届时前往。这 71 号本是伪县长马子健的住处，较为敞亮，因马子健不在家，由马德涵借住。

这一天，周恩来和张文彬先到了西羊市街 71 号，吴鸿宾和马德涵已在恭候。待马麟带谭克敏到来，吴鸿宾便首先把周恩来向马麟作了介绍。马麟大吃一惊，当即脸色大变，说了声：“噢！是周先生⋯⋯”显出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周恩来从容不迫地站了起来，略带微笑地伸过手去，说道：“马老先生，请坐，请坐！听说马老先生从天方朝圣归来，今天特来拜会！”边说边和马麟一起坐了下来。马麟惶恐地说：“不敢当！不敢当！周先生鼎鼎威名，老朽实在不敢当！”周恩来说：“马老先生是青海省主席，我们有幸在西安会面实在难得呀！我今天是来寻找朋友和友谊的。请马老先生不必紧张，我这颗共产党的头过去曾被蒋委员长悬赏捉拿，可如今蒋委员长不也同意联共抗日了嘛！马老先生一向是开明的，也一定赞成联合抗日的吧！”“当然！当然！”马麟应诺着，渐渐地又恢复了正常。

入席后，大家边吃边谈。周恩来主要谈的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马麟的表情仍有些紧张，不自然地提些问题，谭克敏也偶然插上一两句。周恩来在侃侃而谈的同时，顺便作答，并希望他们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日作些好事，包括保护和营救西路军被俘人员。马麟表示，团结抗日有好

处。散席时，周恩来和马麟握手告别。这件事在回民居住区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大家走出门时，外面已经围了不少人。好在周恩来来得突然，散席又快，国民党特务没有发现，就是发现了也来不及下手。

事后，张文彬让吴鸿宾到马麟处听取一下反映，马麟竖起大拇指说：“周恩来是共产党的人才，健谈，很好！”

宴请马麟以后，张文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要吴鸿宾到青海西宁去了解西路军被俘人员的处理及待遇情况。为了取得合法身份，吴鸿宾找到马麟说： “我在西安闲住，想到西宁找个事做，请马主席给马代主席写个介绍信。” 马麟外出朝圣期间，青海省主席暂由马步芳代理。马麟自然明白“马代主席” 指的是谁，就说：“好，我给他写个信，”随即吩咐谭克敏代他给马步芳写信。不几天，吴鸿宾就带了马麟的介绍信到了青海。

吴鸿宾到青海后，借机了解一些西路军被俘将士押到青海后的情况：西路军之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被押到青海，已被马步芳杀害；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被俘后押到西宁，让被俘红军女战士们掩护在马步芳的新剧团里；一部分被俘红军被马步芳改编为自己的“补充团”，修公路，架桥梁，大冷天都没有帽子；洗澡时他见一些被俘小红军在给顾客递毛巾、擦背；在馆里吃饭时，他见一些小红军在烧火、当勤杂工。

回到西安，吴鸿宾将西宁之行的情况，如实向张文彬作了汇报。为张文彬、刘秉林日后到西宁的营救活动，打下了基础。

此后，吴鸿宾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河西走廊调查了解被俘西路军将士的情况。对于此次河西之行的结果，谢觉哉在 1937 年 8 月 2 日的日记中作了如下记载：

吴鸿宾同志调查：

在河西尚有千余人，其分布情形：工兵营约 500 人修汽车路，一在老鸦峡口杨家店

200 多人；一在永登县约 300 人。待遇很坏。晨三时起，每天二次操，夜宿帐中，不许与

人民接触，无铺盖，着短衫裤。妇女 200 多，在工厂、医院作工，每天有两顿饭吃。小孩百多，散在旅馆、澡堂当伙计及宫长家当勤务。歌舞团两个，一在青海，一在甘州，各约20 余人，待遇较好，有被子。其余散在各部队。写信给贺，请电青马索取。

押送集中营的西路军被俘将士去南京。张文彬来过之后，地下党支部根

据张文彬讲话中所转达的中央指示精神，考虑到政治影响和统一战线的团结，决定采取半路逃跑的方式回延安。

张文彬走后一个星期左右，集中营 1300 多名西路军被俘将士，在国民党

九十八师 500 多人的押送下，从兰州徒步向西安出发。

9 天之后，过了六盘山到了陇东重镇平凉，押送者换成国民党第四十三师的一个营。第二天，“军官队”在地下党支部的安排下，有意拖延时间，刚走到平凉以东的四十里铺，天色就晚了，公路上出现了三三两两骑自行车的买卖人，见了西路军被俘将士，便热情地兜揽生意：“喂，老总，买几个锅盔吃吧！便宜，一角钱 10 个。”

锅盔是西北的一种像大饼一样的面食，圆厚结实，很能充讥。被俘将士们确实饿了，便拿出张文彬给的钱买起锅盔来，那几个生意人有些怪，你买一个，他给你两个，而且总翻下面的拿。原西路军总部电台的黄子坤，拿着买到的两个锅盔，在桌子下掰开一看，中间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十里铺以东便是游击区”，落款是“援西军侦察员”。其他买锅盔的同志，

也大都拿到了这样的条子。他们心里明白：这里是逃回陕北根据地的最好地段！

当晚就宿在四十里铺。9 时许，暴雨如注，电闪雷鸣。敌人把布置在镇外的岗哨撤回避雨。军官队的许多同志得到党支部的通知，在雷雨的掩护下，溜之大吉。有的则在老乡帮助下藏进了镇外的崖洞。军官队的大部分同志和士兵队一部分同志都在这次行动中，逃回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其中知名者有方强、秦基伟、卜盛光、徐太先、徐立清、刘玉亭、刘俊英、曾庆良、龚兴贵、黄子坤等。他们当然都知道，这次逃跑的成功与党中央的关心和营救分不开，但很少有人知道周恩来在营救工作中的具体操作和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