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周恩来在中央苏区的一个突出贡献，是和朱德一起领导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

1932 年冬，蒋介石结束了对鄂豫皖和湘鄂西的“围剿”战事后，集中 24

个师又两个旅的兵力共 50 万人，兵分三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此时我中

央红军主力不过 4 万人，在优势敌人进攻面前，形势是相当严峻的。且正在此时，“左”倾中央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直接干预战事，更增加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困难。

1933 年 1 月，苏区中央局向前方发出《关于作战新计划之指示》，要求红一方面军集中主力，转移到抚河西岸，攻占敌军重兵驻防的南丰和南城， 要前方指挥员和中央局“站在一致的战线上执行”这一计划，并“电告执行

之结果”。

周恩来向不盲从，对中央局这一不切实际的所谓“新计划”，他和朱德一致表示了不同意见，多次致电中央和中央局，强调必须实行运动战，详细说明攻击坚城的不利，并分析了攻城夺地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辩证关系。还向中央请求：“连续残酷的战斗立刻就到，战争与军事布置更应确定统一指挥。”提议中央局只在原则上方针上作出指示，“具体部署似宜属之前方”。周恩来的多次意见均遭到中央和中央局的拒绝。2 月 4 日，中央局发出

《关于作战计划致周朱王电》，仍然不顾实际情况地固执坚持他们的“左” 倾军事战略，继续强调：我军为先发制人，击溃敌人，求得战争，“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要求红军“猛攻城防”，“先攻南丰”，“乘胜威胁甫城、抚州”。并用不容商量的口气说：“此新计划经中央局全体通过，请立即讨论并电告执行的具体部署。”就是说，这个“新计划”是非执行不可的。

在中央、中央局拒绝周恩来的建议，一再坚持红军强攻南丰和在抚河东岸一时也难以求得有利战机的情况下，周恩来乃一面与朱德率领红军渡过抚河向甫丰开进；一面干 2 月 7 日凌晨 1 时 30 分，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提出了准备攻取南丰的部署意见。同时提出，在“敌情地形有变”或“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以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的情况下，则须放弃强攻南丰的计划，而改攻宜黄或乐安去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敌人。此电发出后半小时，周恩来又拍发一电，说明即使是在敌人“据点而守”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设法“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而攻打敌人重兵守备的坚城容易损伤较大的战斗力，能否攻下也没有把握。要求中央和中央局重新审查自己的意见。中央和中央局未予答复。

实际上，红一方面军从 2 月 1 日起即开始进围南丰。南丰城东临抚河， 位于南北狭长的平原中，为抚河战线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据点，城内外均构筑有坚固的城防工事，敌第八师陶峙岳部 6 个团在城内防守。在我军强

攻下，敌军退守城防，依据险要工事，坚守侍援。红军从 2 月 7 日到 12 日，

连续攻打 6 天，虽拿下一些外围据点，但进展不大，无法攻进城去。而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从开始就未按中央指示一味去“猛攻南丰”，而是采用一种“佯攻”战术，谨慎行动，目的在于调动敌人提前分兵增援南丰，“以乱其计划”，并便于我在运动中消灭敌军。所以一面虽在“强袭”，一面却加紧对敌情的侦察。当得知敌中路军陈诚主力驰援甫丰的准确情报以后，红军乃立即撤围南丰，并终于捕到了战机，于 2 月 27 日和 3 月 21 日，先后在黄

陂和草台冈地区，取得了两次大乒团伏击战的大胜利，歼灭敌人 3 个精锐师， 俘敌万余，缴枪万余支，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是周恩来坚持抵制“左”倾军事战略的结果。这次战役的胜利，还表明了周恩来具有组织和情挥战争的卓越军事才能。他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战术思想，如，“以迟迟进逼的战略，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胜利”，以“佯攻”“迷惑并牵制敌人”，“攻城调动敌人”，“集中力量迅速击破或消灭其一翼”，“选敌一翼，求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山地运动战”，“求得干预期遭遇的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一翼， 以各个消灭之”，“消灭敌人尤其主力，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一切战略决定都与敌情、地形、任务有关”，“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等等。这些战略战术思想与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宝库的伟大贡献，同时从他和朱德、王稼祥在这次战役中的部署来看，充分注意和吸收了红军第一、二、三次“围剿”战争的经验， 从而也说明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是始终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