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之行

新四军在 1938 年 4 月集中皖南岩寺改编，原在长江以南 11 个地区的游击队，被整编成为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经过短期训练以一部开赴敌后。

中共中央对于新四军的活动地区、作战方针，一直非常关注。 1937 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刚结束，毛泽东致电叶挺，指示他与何应钦商定作战地区时，提出长江以南各支队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 1938 年 2 月 15 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要他们力争在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建立茅山根据地。新四军整编完毕后， 1938 年 5 月 4 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进一步指出：“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迅速发展华中游击战争的方针，成立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领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 11 月 7 日，党中央提出新四军的发展方向说：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5 万至 10 万人枪。

新四军的江北、江南部队根据中央指示，自 1938 年 3 月上旬和 4 月下旬起先后开赴敌后抗日。5 月 16 日，第四支队在巢湖以南蒋家口打响了江北第一仗。6 月 17 日，由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首战镇江西南的卫岗，取得江南战场的第一个胜利；至 1939 年初，新四军大江南北部队共进行了 200 多次战斗，

伤毙敌人 3000 多名。陈毅、张鼎丞率领的第一、二支队先后进入苏南地区，初步创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三支队活动于皖南一带，张云逸于 1938 年 11 月率军部特务营抵达江北，建立了江北游击纵队。

新四军的战绩在全国是有影响的。它对牵制江南、华中的敌军（日军 3

个师团、伪军 5000 余人），起了一定作用。但是新四军当时的状况与八路军在华北、山东开创的局面相比，与中共中央的期望相比，存在相当的距离。例如，从部队的发展看，八路军增加了 5 倍，新四军只增加了 1 倍；游击根

据地，八路军已开辟了 10 多个，新四军只有 1 个茅山。新四军所在地区虽然与国民党军未发生大的摩擦，但随着日本军队对江南敌人“扫荡”的加强和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的推行，新四军若不迅速发展，很难应付新的局面。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书记处委托周恩来去新四军传达中央对于新的形势的指示。 1939 年初，周恩来决定到东南一行。

1939 年 2 月 16 日，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身份到东南前线视察工作的周恩来离渝飞抵桂林。2 月 19 日，即农历正月初一，周恩来和从香港至桂的叶挺，乘着列车东行。他俩在途中先后会见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后，经过赣北到皖南，2 月 23 日到云岭。

周恩来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了解到新四军在江南开展游击战争，确有较多困难。从地理交通看，前有长江，后多湖泊；河川水沟，错综如网；铁路公路，四通八达；炮台、碉堡，星罗棋布；这些都给新四军的活动造成了许多障碍。新四军的活动区域不广阔，还与日本军队的封锁、国民党军在周围的重兵布防有密切关系。此外，从主观方面说，主要是项英的错误思想所致。

项英作为军政首长，也不是不想有所作为，更不是要投降国民党。但是，他看问题过分夸大客观环境的影响，强调“江南特殊性”，为上述困难束缚住手脚，不敢大胆去发展游击战争。中共中央较早地发现他的思想状态不振奋，毛泽东在 1938 年 5 月 5 日的电报中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10 天之后，中央书记处致电他说：“根据华北经验，在目前形势下，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极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根据地的创造。我们在那里更能自由地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只要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慎重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只有用“大胆的向外发展与积极的抗战行动”，“才能有利的打击造谣中伤，与打破防范限制”。但是，中央的指示并没有解除他的顾虑。他仍然认为：在这样的地区，部队的转移、回旋极受限制，等于锁着两只脚与敌人作战，要大发展有困难。

项英还有“皖南敌后论”的错误想法。他认为：日本人早晚会占领浙赣线的；浙赣路一丢失，皖南成了敌后，就是一片根据地；在黄山、天目山区照样可以打游击，用不着向外发展，到苏南、江北开辟根据地。在政治策略上，项英受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方针的影响较深。王明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长期被规定为新四军干部的主要学习文件之一。两次全军政工会议都强调两个“一切”是开展民众运动的“总的方针”。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跟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很难坚持独立自主，对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自然缺乏警惕。毛泽东曾电示他说：尔后不要对国民党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发捷报给他们。毛泽东的批评没有引起他的警觉。

在这些错误思想的指导下，项英对中共中央的指示贯彻不力，行动迟缓。尽管新四军的一部扩展到了苏南、江北一带，但从总体上看，仍然处于非常不利的形势。它的主力驻扎皖南，一面临敌（长江沿岸据点为日军占领），三面受围（背后是三战区司令部驻地，两侧有国民党密集布防），其活动区域被限制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横宽约 100 公里，纵深不过

50 公里的狭长条带，实际上起了为国民党站岗放哨的“青弋江阵地防务”作用。在新的复杂形势面前，万有不测，几乎没有回旋余地。

周恩来皖南行，首先就是要帮助解决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他按照自己的工作方式，通过讲解形势、分析时局的变化，来启迪新四军领导人的思想。他分析武汉失守后敌人方面、中国方面和国际方面相互关系及其政策变化的情况，指出：新阶段的中心问题在敌人占领区，包括黄河以南、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这“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最有力的地区”，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新四军在这个地区活动，“落在新四军肩上的任务也就更加重要”。他勉励新四军各级干部要克服各种困难条件，向敌人后方发展；环境愈复杂，愈能够运用统一战线求得发展，愈能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根据地。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对新四军在江南敌后的发展方向提出了三条原则：（1）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2）哪个地方危险，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3）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支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就向哪里发展。

周恩来指出，新四军的主要作战方针仍然是游击战，但“要适合所处地区的特点，对游击战术有新的发展”；既不应同于目前的华北，也不能只运

用过去三年游击战的经验，而“应该更加灵活，更加机动，更加出没无常，更加变化无穷”。他提出新四军的活动方针，应该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所谓向北发展，即多抽部队过江，加强江北领导，使江北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向东作战，即出击京沪地区，使江浙沿海敌人不得安宁，造成巨大的国际国内影响；巩固现在阵地，就是巩固皖南的军部所在地和苏南茅山根据地，加强阶级斗争观念，提高警戒，防止意外事件。后来中央书记处把这个方针概括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周恩来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规定，符合新四军的实际情况，得到了新四军领导人包括项英在内的赞同。

周恩来到皖南还有一项任务，就是要改善项英与叶挺的关系。

项英在新四军的工作，除政治上右倾、贯彻中共中央指示不力外，跟叶挺的相处亦很不好。这一方面因为叶挺赞同中央向北发展、挺进苏南，支持陈毅开辟根据地的意见，与项英的主张不大合拍；另方面，项英作为党中央代表对叶挺很不尊重，专断独行，不仅中央的一些重要指示不向叶挺传达，甚至连叶挺喜欢摄影艺术、交际面广等个人爱好也横加挑剔，使叶挺感到难以工作，多次表示辞职离军。他后来在《被囚抒愤》中写道：“三年军长，四次辞呈”，就是两人矛盾的深刻写照。叶挺先后两次出走。周恩来皖南一行，就是在叶挺第一次出走后送他回新四军工作。

项、叶关系问题，早在新四军集中整编之时就发生了。 1938 年 4 月，薛岳传达蒋介石命令，要新四军集中青阳出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项英认为，这是蒋借刀杀人，不应执行。叶挺认为，蒋以出击日寇为词，无甚理由拒绝。4 月 18 日，项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陈述己见，并说：与蒋交涉，由叶办，不能解决问题；“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毛泽东接电后，同意叶挺意见，批示：不妨出南陵。针对项英想撇开叶挺解决与蒋联系的想法，毛泽东在 5 月 4 日致他的电中指出：要“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但是，项英没有听从中央劝告。相反，叶挺为改善关系、协调工作，在 6 月到武汉向长江局汇报工作时曾提出成立新四军委员会，项正叶副，以便共同议事。周恩来非常赞成，当即电告中央，中央也很快批复同意。但是项英对此消极，叶挺的希望落空，两人的关系没有改善。在这种情况下，叶挺致电长江局表示了辞职之意。1938 年8 月 28 日，周恩来、博古等在离汉赴延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前一天，致电叶挺表示挽留，说：项英已赴延安，“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叶挺在新四军中留了些时，但离军之念未消。 1938 年 9 月 30 日，叶挺电催项英速回，称：“我拟于下月初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观察备方情形”。项英没等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即赶回新四军。 10

月 23 日，项英急电中央军委转告周恩来说：我近日回四军，叶之辞职意坚，已无可挽回；目前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与蒋解决继任人，以后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才是根本办法。随后，叶挺离军去香港，率领在港组织的作战人员和政工人员百余名，奔赴活动在他的家乡惠州一带的东江抗日游击纵队。

叶挺辞职事在国民党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蒋介石多次挖苦说，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共产党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周恩来极重视各方反映，于 1939

年 1 月 8 日向延安中央书记处提出安排叶挺工作意见。1 月 10 日，党中央复

电，同意周的意见，指出：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军工作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提议项多注意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新四军委员会叶正项副；同时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之正确关系。1939 年 1 月下旬，叶挺到达重庆，见了蒋介石表示愿回四军工作，同时与周恩来、叶剑英谈了他的思想，取得了谅解。周恩来皖南之行，如果说第一项任务是秘密使命，那么陪送叶挺回四军则是公开行动，报请蒋介石批准了的。

周恩来在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之后，即向新四军领导干部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意见，并多次找项英谈话，要他搞好同叶挺的工作关系。周恩来批评项英说：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他还指出：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信任他；他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有利得多。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项英做了自我批评，表示要同叶挺搞好团结。

3 月 14 日，周恩来离开云岭新四军军部，结束皖南之行。在历时 20 天的视察中，周恩来了解了许多实际情况，有利于我党中央进一步指导新四军的工作，回到延安后，他在 1939 年 8 月 4 日到 15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的《关于抗战两年的总结，

目前时局的关键，统一战线》的长篇报告，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报告新四军的情况。他在重申了新四军应“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发展方向后，提出今后要解决的问题，“对内加强东南局的领导”，“叶项可在江南江北分工发展”。这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建议，有利于解决叶项矛盾

（叶挺本人也有此意，只是未公开表示）。但是，这个建议未能实施。在周恩来离开皖南后，项英亦未消除对叶挺的成见，叶挺在新四军的状况未得到改善。在周恩来走后不到半年，叶挺又到重庆提出辞职，并回澳门滞留。至1940 年夏天，仍未消除辞意。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到达重庆后再次说服叶挺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并打电报给袁国平，要他到重庆接叶挺回军，还面嘱袁说：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党内可以开展思想斗争，批评项英的错误思想。袁国平回到新四军后慑于项英的家长制作风，未敢传达，直到在皖南事变牺牲前夕，才向人讲了周在渝面告他的上述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