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辟迎接民主人士的通过

和谈破裂以后，周恩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另一件大事的筹备中， 1949

年 6 月，他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殴内，整整一个星期，为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起草《共同纲领》。这是一个带有宪法性质的文件。

其实，筹备新政协的工作，早在 1948 年就开始了。

正当全国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 1948 年春天，中共中央开始着手考虑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事宜。这一工作，是由周恩来具体操办的。

1948 年 5 月 1 日，中共中央在五一节发布的口号中，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党中央的号召，立即得到各方面热烈的响应和赞成。

由于此前国民党反动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加紧迫害，许多民主人士已先后脱离国民党统治区。这时在香港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有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郭沫若等。他们在 5 月 5 日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认为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他们还同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8 月初，毛泽东主席复电给在港的民主人士，对他们赞同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井热心促其实现，表示钦佩。复电希望民主人士对召集会议的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的范围和讨论的问题等等提出意见，共同商讨。从这时开始，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成为我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

对于如何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周恩来曾经设想开辟经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路线，但未能打通。 1948 年初秋，曾告潘汉年设法与港方交涉。潘找了民主党派驻港代表萨空了商谈，要萨先与港方接洽，说民主党派有几位负责人要经欧洲进解放区。于是萨空了找了香港大学校长施乐斯（D. T. Sioss），他是香港当局指定与中共及民主党派的联系人。萨对施乐斯说，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李济深、沈钧儒要从香港去伦敦经苏联到东北解放区去。施表示你们两个领袖要走，这是要请示的，说要报告香港总督。过了一些时，施回答说：港督表示这件事他也做不了主，要请示伦敦，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才能答复，由于他们的答复旷日持久，而且可能是敷衍搪塞，因此，周恩来决定不走这条路线，而利用大连到香港的这条航道，来完成这项重要而机密的任务。以后施乐斯在当年 12 月才转来伦敦的意见，说不发护照，但可给一个证明身份的文件，离开伦敦时还可以保护。其实这时，我方早已开始了接送工作，沈钧儒等也早已到了解放区。

8 月初钱之光接到周恩来的电示，要他尽快去香港。钱向刚到大连不久

的刘昂交接工作后即由大连出发，经平壤会见了我驻朝鲜办事处的负责人朱理治，并同苏联办事机构办理了租船手续，然后在罗津乘坐租用的苏轮“波尔塔瓦”号启程赴港。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钱之光用的是解放区救济总会特派员的名义，以便在香港公开活动。与钱同行的有祝华、徐德明和翻译陈兴华等人到达香港后，钱之光即与香港分局的方方、潘汉年等取得联系。这时他们也接到了中央关于接送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指示，大家一起商讨，并作了分工。

周恩来决定利用大连与香港之间的海上通道，但考虑到香港的情况复杂，同时海上航行由于国民党海军的活动，特别是要经过台湾海峡，也很有风险，所以一再指示对民主人士的接送要绝对保密，保证安全。这时在港的民主人士很多，根据周恩来指示的精神，钱之光与方方、潘汉年等经过仔细研究，为了不引人注目，决定分批秘密接送，由同民主人士保持联系的党组织如香港分局、香港工委还有其他方面的同志分别联络，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要根据民主人士准备的情况、货物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情况等因素来决定。为保证旅途安全，商定每次都有负责的同志陪同，并派出熟悉放途情况的同志随船护送。在“华润公司”工作的杨琳、袁超俊、刘恕和在“中华贸易总公司”工作的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都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

根据当时条件和联络情况，8 月下旬首批安排护送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等民主人士和其他同志十几人北上，由章汉夫陪同，祝华、徐德明护送。由于这一批有知名度很高的重要人物，为了严格保密，特别是要防止香港密探的跟踪，对于上船前要经过的路线、从哪条路走、什么人去接、遇到情况如何应付，都作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在准备工作完成以后，钱之光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周恩来同意了行动计划，并强调指出，这是第一批，出发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沈钧儒一行离港启程后，刘昂在大连与香港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船行 8 天，当刘昂知道轮船已顺利到达罗津后，立即电告香港。这一批民主人士的到达，中央派李富春专程迎接转往哈尔滨。

在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到达后，由刘昂在大连租了苏联货轮，装上解放区出口的物资和一些黄金到达香港。当时主要任务虽是接送民主人士，但仍需以经济工作作为掩护， 10 月中旬，大连出发的这条船到香港时，因与另一艘船相撞，需要检修，一时不能使用，而香港方面已经安排了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的行期，因此只有另外租用挪威的船只运送。这次北上的民主人士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剪伯赞、宦乡、曹孟君、韩炼成、冯裕芳等知名人士，由连贯陪同，胡绳同行，王华生随船护送。这艘船行驶到大连与丹东之间的大东沟后，因大连当时是苏联军港，普通船只不让靠岸，不得不在大东沟抛锚，改乘小船登岸。这一批党内人士较多。郭者等民主人士由东北局前来迎接的负责同志陪同转赴哈尔滨，多数党内同志都接来大连。接到周恩来的电示后，再秘密进入解放区。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加上中共党内的人士有 30 多人。这一批北上的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著名人士。李济深先生当时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不仅中共与他有密切联系，美国方面和香港当局也同他接触频繁，国民党有些政治势力还想竭力争取他。如白崇禧就亲笔写信派一桂系大员赶到香港邀他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想拉拢他，打他的旗号同我们“划

江而治”。对此，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周恩来频繁来电，指示大连方面要更加具体周密。

因为第二批北上的船只未能在大连登岸，这一次周恩来特地事先打电报给在大连的冯铰（冯当时负责情报工作）和刘昂，指示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要安排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负责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具体指定了座位座次）；还指示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鞋等御寒衣物。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

周恩来在给大连电示的同时，也给香港钱之光处发了电报，指示说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钱之光等按照指示，经过仔细研究，确定把第三批民主人士离港的时间，安排在圣诞节第二天的深夜。因为人们都在欢度圣诞节，注意力分散，这是行动的有利时机，由于有过去两次秘密护送的经验，这一次更加慎重。民主人士离港时，有的是从家中转到朋友家以后再上船，有的则先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一些时候再离开，他们都不随身携带衣物，因此一点看不出有要出门的迹象。

李济深等一行于 12 月 26 日登船离港，由李嘉仁陪同，龚饮冰、卢绪章

等随行，徐德明随船护送。到 1949 年 1 月 7 日上午才到达大连。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从哈尔滨到大连迎接。当时参加国际工运会议回到哈尔滨的朱学范也赶到大连来迎接。迎接的还有大连市委的欧阳钦、韩光、李一氓等。这一批民主人士下榻在大连最高级的大和旅馆（现大连宾馆）。当天中午，在关东酒楼以丰盛的宴席举行了欢迎会。

按周恩来的指示，我方事先设法买了御寒的皮货，他们一到，负责接待的同志就送去獭皮帽、皮鞋、貉绒大衣。他们收到这些物品，十分感动，有的人要付款。刘昂等人解释说：解放区实行供给制，衣帽鞋都是送的，这是周恩来指示我们办的。他们连声说，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这样好，真是太感谢了。这批民主人士在大连逗留期间，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然后乘专列经沈阳前往哈尔滨，龚饮冰、卢绪章等在大连又住了一段时间，经周恩来电示，他们乘火车去天津、石家庄。卢绪章以后到上海参加接管。

第四批民主人士是 1949 年 3 月 14 日从香港出发的。这时北平、天津已经解放，这一批北上的有黄炎培先生夫妇、盛丕华先生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姚维钧。俞澄衰先生等。他们由刘恕护送在天津登岸。3 月 25 日到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迎接。

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原定在哈尔滨召开，由于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人们的预料，1949 年 6 月，就改在北平召开筹备会。

在全国胜利前夕，把大批的民主人士接问解放区筹备新政协，这一行动，为 1949 年 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打下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