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第三厅

第三厅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下设机构。当时，一共设了四个厅：第一厅负责军中党务，第二厅负责民众组织，第三厅负责宣传，第四厅负责总务。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直接抓第三厅的工作。

对第三厅的组建，蒋介石是非常“热心”的。他亲自派人请在大革命失败后受他通缉而流亡日本的郭沫若回国任厅长，就是想借重郭沫若的影响来

笼络思想文化界的人士。蒋介石没想到他自以为得意的布局却恰恰符合了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需要，更没有想到第三厅成立后会在周恩来的手下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

其实，就在周恩来与中共中央酝酿是否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出任政治部副部长时，他就急切地盼望郭沫若归来。武汉的形势使他清楚地看到宣传组织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不论自己是否能够就任政治部副部长，应该力争把第三厅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发挥组织与宣传群众的战斗堡垒作用。要实现这个目的，选择第三厅厅长是十分重要的。周恩来认为郭沫若是最合适的人选。

十年前，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介绍郭沫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又批准他到日本学习与工作。现在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蒋介石又解除了对他的通缉令，应该是郭沫若发挥作用的时候了。周恩来认为，凭着郭沫若在文化艺术界的声誉和威望，一定能够影响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用他们的笔来宣传抗日的主张，唤起全民族的抗战意识。

1938 年初的一天，周恩来正在开会，忽然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位同志推门进来，他轻轻地走到周恩来身边，低声对他说：“郭沫若到了武汉，他刚刚来过电话，想见您。”

听到郭沫若的名字，周恩来眼中立刻闪出喜悦的亮光。他回答说：“请告诉郭沫若，晚上到办事处来，我等他。”

晚饭后，周恩来、邓颖超、王明、博古、林伯渠、董必武聚在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的卧室里，等候客人到来。一月的武汉天气是寒冷的，但是周恩来卧室中的气氛却十分的热烈。

不一会儿，郭沫若到了。周恩来大步迎上去，紧紧握住他的双手。郭沫若望着久别重逢的老战友眼睛湿润了，十年前分离的场面犹在眼前⋯⋯他后来回忆起这一天的情景曾感慨地说：“十年后又能在武汉重见的确是一个奇迹了。”

周恩来请大家坐下，互相问起别离后的工作与生活，回忆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武汉⋯⋯再度重逢有叙不完的旧情，但是周恩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同郭沫若商量，因此话题很快转入政治部恢复后的工作问题。

周恩来问郭沫若是否愿做第三厅的厅长。郭沫若摇摇头，表示不愿在国民党支配下做事。他说：“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不如让我在更自由的地位说话更有效力。”他还表示不愿再以党外人士身份出来工作。

周恩来十分理解地说：“你的意见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你还应该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可不要把宣传工作太看菲薄了。我倒宁肯做第三厅厅长，让你做副部长，不过他们是不肯答应的。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关于是否公开身份的问题，周恩来劝慰他还是用党外人士的身份。

在周恩来和众多朋友的开导下，郭沫若感到再没二活好说了。但是，正当他考虑接受第三厅厅长的职务时，听说了政治部的有关人员安排，这使他的思想再度出现波动。当时，国民党安徘贺衷寒为第一厅厅长；康泽为第二厅厅长；刘建群为第三厅副厅长。这几个人都是复兴社的干将，郭沫若不愿与他们共事。特别是参加了陈诚的一次谈话会后，使郭沫若下定决心，远避长沙，坚决不做第三厅厅长。

那一天，陈诚本来是以请客吃饭为名邀请郭沫若去他那里的。到了那里，郭沫若才知道是召开第一次部务会议。他看到刘建群坐在那里，却没有请周恩来参加，心中已经不快，又接到以“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为核心内容的《政治部组织大纲》就更恼火了。他毫不客气地表示：“我还没有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他说，以朋友的资格讲话，“希望大家认清楚这项工作的困难，改变一下门禁的森严。假使门关得太严，不仅外面的人才不能进去，连里面的人也都要从窗口跳出去了。任何人来做厅长都可以，但首先总要把这些原则弄好，不然，谁也不能希望工作会有成效。”

会后，他未当面向周恩来请示，也未向友人告别，收拾好行李去了火车站。没有想到，在火车站见到闻讯赶来为他送行的同志，他们带来了周恩来亲笔写的一张便条，里面毫无责备之言，而是劝他“去长沙休息一下也好，但不要太跑远了”。

这样，能否动员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成为筹组第三厅的关键。为此，周恩来多次找陈诚交谈，为郭沫若重回武汉排除困难。另一方面，他又派人赴长沙当面开导郭沫若，要他认清三厅工作的重要性。

周恩来认为蒋介石表面支持第三厅，实际上是“给职不给权”，他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安插刘建群到第三厅实际是想控制第三厅，因此，针锋相对，我们一定要抓住第三厅不放。周恩来对后来任第三厅主任秘书的中共党员阳翰签说：“对于三厅的作用，要有足够的估计，三厅是个权力机构，作用是很大的。老百姓要求改革政府组织，政权公开，国民党就是不让，我们如果有一个权力机构，哪怕是很小的机构，都可以利用它做很多事情。我们拿着第三厅这个招牌，可以用政府的名义，名正言顺地进行宣传。”所以一定要说服郭沫若做些准备。

这时，蒋介石再三请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2 月 17 日，周恩来致信郭沫若：“我已在原则上决定干，惟需将政治工作纲领起草好呈蒋批定后，始能就职，否则统一思想、言论、行动诸多解释，殊为不便。”希望郭沫若“也能采此立场”。他还写道：“我在这两天将各事运用好后，再请你来就职，免使你来此重蹈难境。”字里行间充满了关切之情。

不久，听说刘建群因桃色事件离开武汉后，周恩来又立即致信郭沫若，说明同陈诚谈话中得知第三厅副厅长人选问题已出现转机，认为他可以回武汉任职，但嘱咐：“速将宣传纲领起草好，以便以此作第三厅工作方针。”

3 月 1 日，郭沫若终于回到武汉，同陈诚达成就职的三项条件。

郭沫若回来，使筹组三厅的工作更加顺利了。周恩来常常和他及其他有关同志开会到深夜。在讨论中，大家对一些问题逐渐统一了认识。例如，对第三厅的性质认为不能由共产党包办代替，必须建成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动员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民主人士来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机构。对第三厅党组织的活动，周恩来做了重要指示，他指出：在国民党的军事机关中，党组织的活动方式也要适应这个特殊的环境。对第三厅的宣传方针，周恩来指出，既然与国民党有矛盾，那么他宣传他们的那一套，我们宣传我们的十大纲领，对国民党的那一套，我们是“不管不理不睬”。周恩来对第三厅下属各处科的工作也做了周密的安排。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工作，第三厅终于在 4 月 1 日正式成立了。它包括郭沫若、阳翰笙、田汉、胡愈之、杜国库、张志让、洪深、董维建、冯乃超等众多知名人士，被称为“名流内阁”。

此后，第三厅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投入到武汉抗日的洪流中，发挥了宣传、组织、发动群众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