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馆”

1946 年，在我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期间，上海马斯南路 107 号（现

为马斯南路 73 号）的大门上，钉有一块铜牌，上镌有三个大字：“周公馆”。铜牌下端还有一行英文字，直译就是“周恩来将军官邸”。

这所当时为中外舆论界十分关注的住宅，就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的所在地。“周公馆”，是为适应蒋管区具体情况的对外公开名称。自 1946 年 5 月初随着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而由重庆东迁，一直到同年

11 月 19 日因谈判最后破裂而撤返延安，在这风云变幻的 7 个多月中，周恩来同志——当时我们称他“副主席”，外国人称他“周将军”——经常奔忙往返于南京——上海——南京之间，同国民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马斯甫路 107 号，就是他受党中央、毛主席之重托，在国民党盘踞下的上海指挥战斗的总部。

“周公馆”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三层楼独立式花园洋房。南面，隔花园与梅兰芳公馆相望，自 1946 年的三四月问我们一些先遣人员“顶”下了这所房子后，除面向梅公馆的这一面外，其它三面，都被国民党特务的眼睛盯上了。这里过去是法租界很安静的高级住宅区，没有店铺，更没有叫卖的小摊小贩。可打从我们一住进，门前突然热闹起来了。马路对面设了个从不见有人光顾的皮鞋修理摊。一些拉三轮的，装作候客总停在门口。卖香烟的小贩，剃头挑子，也在我们门前晃来晃去，一眼就看出是些最蹩脚的演员。周公馆周围有好几家房子，被特务机关强“租”下供作监视点。他们在对面思南路 98 号上海妇孺医院设立了秘密监视据点，并根据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的密令，黄浦分局派去的人每天要详细上报记录当天情况的《监视专报》。在正对我们大门的一问屋内，还设有摄影机，拍下进出周公馆的每一个人。

周公馆靠北的一面注着陈家康、徐克立（中共南方局妇女组工作）夫妇。他们窗外下面是一条僻静的小巷。这条小巷，也是有眼睛盯着的。我们的人从市区回来，首先看到的是家康、克立房间的窗台。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在这个窗台上摆着一盆菊花作为信号。每当有敌特或他们雇佣的地痞流氓要来捣乱时，就把花盆撤掉。外出回家前要先打个电话问问，到家时还要先抬头

看看这个窗台，见花盆还在，才能掀铃进门。

周副主席、董老他们极重视安全保卫工作。每当接见一些过沪的地下党员时，除了谈形势、谈工作外，总要详细地、具体地指导他们躲避特务盯梢的方法。有些相识的当时地下党的同志，日后和我们聊起这些情况时，深为领导同志对敌区干部这样的关切、爱护感叹不已。

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的和平谈判，主要在南京进行，但副主席在短短的半年里四次来上海，在他的“公馆”里小住。有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有时则住得时间长些。

对于旧上海，名式各样的评论多矣，什么“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滩”等等，都生动地表述了它阴谋、黑暗、无耻的一面，它是反动、黑暗势力的大本营，蒋介石就是在这里起家的。但上海又是中国工业和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它同时也是革命、进步的大本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国文化、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地区。可以说，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都集中在那里。据当时看到的材料，那个时期国民党统治地区百分之八十的黄金贮存在上海，国民党政府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也来自上海。上海那时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命脉，也是我们党在国统区开展外事工作、统战工作、社会工作、宣传工作、文化工作等的一个重要基地。

周副主席来上海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即谈判斗争的需要。谁都知道，那时国民党蒋介石毫无和谈诚意，它只是利用和谈作为部署全面内战的烟幕。要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得向中外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揭露国民党假谈真打的阴谋。周副主席把这叫做“教育人民的一课”。他说：我们明知马歇尔、蒋介石是在搞欺骗，明知谈判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不能不和他们谈判，因为人民不了解，我们不谈就会孤立。我们一定要通过事实，也通过我们的努力，完成这“教育人民的一课”。

国民党一方面在美国的全力帮助下，运用一切手段通过陆、海、空加紧运兵、运军火，蒋介石本人也特意飞往庐山牯岭避风，让下面将领放手大打，妄图造成以武力消灭我党我军的“既成事实”；另一方面采用政治欺骗手段，制造和谈空气，散布和谈幻想，企图冲淡其在军事上大举进攻解放区的严重事实，诱使舆论误以为它还是愿意谈判，谈判还是有希望的。

每当这种时候，恩来同志就从南京来到上海。他气愤地对我们说：我不能继续呆在南京，去客观上帮助蒋介石制造一种谈判还在继续，谈判还有希望的假相。蒋介石和美国方面在谈判中蛮不讲理，施加压力，以为我们是怕他们的，逼我们割地求和订立城下之盟。可我们偏不吃那一套。所以，我干脆离开南京了。我来上海，就是要让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和谈受到了挫折，正处于僵局、停顿状态。我一天不回南京，就表明谈判还没有恢复。

恩来同志在接见外国记者时曾说，由于国民党政府拒绝保证停战，他已暂时退出南京谈判，不再与政府及美方代表进行毫无意义之磋商。除非同意重开惟一有权讨论停战问题之军事三人小组会议，否则他将不返回南京。至于司徒雷登大使主持的五人非正式小组，讨论范围仅以改组国府委员会为限，值此内战正继续进行之际，此五人小组成就如何，实无任何实际意义可言。

那时，我们在时事政策学习中，曾争论过一个问题：蒋介石最终会选择战，还是和？

有的同志认为：对蒋介石来说，不打，还可以拖它若干年；打，则明摆

着迅速导致彻底毁灭。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他总不至愚蠢到自找死路吧？后来听乔木（即乔冠华，以下同）同志谈，周副主席听到这个说法后，

笑了笑说，不要替蒋介石设想他是打聪明些，还是不打聪明些。他是不可能按我们共产党人的逻辑办事的，他站在极端反动的立场上，只能妄想消灭我们，只能打。他在别的事情上可能是聪明的，但在这样历史性选择的大问题上，他不可能聪明，只能是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