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突变砥中流

蒋介石飞抵洛阳后，就对张学良颐指气使了。他首先逼令张学良打电报给杨虎城，释放在西安的陈诚、卫立煌等。杨虎城不愿给张学良造成困难，说：“做人情做到家，他叫放就放吧！”当天晚上，杨虎城在新城大楼为陈诚等人饯行，第二天就放他们回南京了。

这时东北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越来越明显，一些少壮派军官认为，扣留这些蒋方大员是张学良回来的保证，释放回去蒋如果扣留张学良，东北军就无所恃了。他们情绪非常激昂。

事态的发展果然是这样。 26 日下午，蒋介石的座机到南京机场，国民党大员蜂拥前来迎接。随后张学良的飞机降落，机场上只有一批军统特务在四周警戒，张遂即失去自由。蒋介石背信弃义，竟组织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旋又假惺惺地要南京国民政府将张“特赦释放”，“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遭到长达数十年的软禁。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杨虎城、于学忠二人撤职留任，并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调集五路大军共 37 个师向西安推进，企图压迫西安方面屈服。

这个突然的变化，使西安方面难于对付。一味示弱是不行的.必须在政治上表明严正的态度，在军事上作出有力的部署。连日来，周恩来经常彻夜不眠，和后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的博古、叶剑英等研究对策，冷静地处理面临的复杂问题。他同杨虎城等东北军和十六路军的高级将领协商，由杨虎城领衔于 1937 年 1 月 5 日发出措词强硬的电报，抗议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和准备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他还在报中共中央批准后，电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开赴关中。9、 10 两日，红一军团到达耀县、三原，红十五军团到达咸阳。 10 日，红二十七军也到达洛川。周恩来在几天内将南进部队急需的弹药、给养和器材迅速补充完毕，并到咸阳看望红军部队，讲述西安事变的意义，鼓舞士气。红军开入关中，引起备方面的关注和感动。

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仍是继续逼使蒋介石实践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诺言，主张和平解决。l 月 10 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说明“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11 月，他又写信给蒋介石，严正指出： “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要求蒋介石撤退进入陕甘的中央军，释放张学良回西北主持军政，这样才能消弭内战，一致抗日。否则，“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将为亲者所痛而仇者所快。

当时外有大军压境，内有和战之争，杨虎城的处境十分困难。西安主要军事力量是东北军，张学良送蒋走时，要于学忠领导东北军，而听命于杨虎城的指挥，而于学忠在东北军中不是嫡系，领导不了这支部队，杨虎城更是指挥不了。东北军实际上已是群龙无首，所谓元老派、少壮派的矛盾日益表面化。十六路军将领中，有的公开叛变，有的态度模棱两可，杨虎城也难于掌握。这时他深感只有张学良回来，才能维系“三位一体”，处理复杂局面。

西安方面的困难，南京了如指掌。它加紧对西安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分化。1 月 13 日，蒋介石派人到西安，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和十六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仍返陕北，陕西省政府主席委十七路军的人充任。即所谓甲案。二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安徽省主席可委东北军的

人充任，甘肃省主席可委十七路军的人充任。即所谓乙案。不论哪个方案。对西安都是不利的。权衡之后，接受甲案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仍靠拢在一起，“三位一体”不致解体；接受乙案，东北军可移驻较富庶的地区，但“三位一体”自然解体。蒋介石写信给杨虎城，劝他接受甲案：而何应钦又给王以哲、何柱国（均东北军军长）写信，要他们接受乙案。十七路军主张接受甲案，东北军高级将领公开表示接受甲案，暗中却想接受乙案。东北军少壮派则主张先救张学良，其他一概不谈，这样使得西安的内部矛盾更为尖锐。

对于友军的内部问题，共产党不便干预，只能给予建议。1 月 15 日，杨虎城向周恩来表示，如果真的打起来，他没有把握取得胜利。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分析当前的局势，向杨提出三点建议：一、为求得和平解决，须先由杨、于通电就职；二、由他们派人去奉化见蒋介石，对乙案坚决拒绝，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中央军须全部退出甘肃，在西安得留东北军和十六路军各一部，东北军可伸至咸阳；三、主要是军事上三单位靠拢，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来解决问题，杨虎城两次派代表去和蒋介石谈判，都无结果而回。

张学良迟迟不能回来，东北军少壮派加紧活动。他们大都是团营级军官，掌握实权，对张学良怀有深厚的感情，对蒋介石更加痛恨，于是发动签名运动，要求营救张学良，即使与中央军开战也在所不惜。他们不满元老派的和平主张，甚至以为他们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十分气愤。主和的人竟至不敢公开讲话。杨虎城对打仗没有把握，但担心蒋介石报复，也希望张学良回来，因而倾向于少壮派。一时主战的少壮派占了上风。

这时周恩来觉得战端一开，有违西安事变的初衷，也不利于争取张学良回来。面临这个复杂形势，他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着重做少壮派的工作。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看到当时紧张复杂的情况，无不忧心忡忡。1 月 27 日晚上，周恩来邀请少壮派的主要人物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到代表团驻地张公馆东楼会客厅谈话。从客厅里不断传来慷慨激昂的声音，原来少壮派坚持要张学良回来才能撤兵。周恩来耐心地进行说服，指出这样做有可能引起战争。我们现在退兵，“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仍然可以要求张将军回来。少壮派仍不同意，应德田首先陈述他们的意见，大意是：张学良是东北军的中心，他不回来，团体无人领导，必致瓦解；张学良不回来，“三位一体” 的局面无法维持，联共抗日的主张也无法实现。张不回来，决不撤兵，蒋军如再进逼，不惜破釜沉舟地打一仗，请红军全力帮助，打垮蒋军的进攻。周恩来听后又耐心地解释道：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东北军中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是现在我们要坚持要求放回副司令，蒋介石一定不放回，相持之下，很容易发生战争，这对副司令回来的问题更没有好处。很明显，战争打起来，他们更不会放副司令回来。我们现在退兵， “三位一体”好好团结，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副司令一定会回来的。你们应当知道，打起仗来，对团结抗日前途，对东北军前途，对副司令前途，都没有好处，我们共产党与蒋介石血海深仇，永远不会忘记，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也永远不会忘记。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

周恩来刚说完，苗剑秋（苗有个绰号叫“苗疯子”）就大哭大闹，乱说了一阵疯话，什么“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红军开到关中来干什么？”“你

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是否你们就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甚至说出： “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等等。孙铭九也痛哭流涕地向周恩来请求红军出兵，这样一直闹到下半夜。为了摆脱这个僵局，周恩来只好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明天好好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没过几个钟头，南汉宸也到张公馆来，报告杨虎城找他谈话的情况。南说：凌晨三时，杨把他从睡梦中叫起来，对他说：“你这次来西安，我当然不反对你站在你们党的立场，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你刚来到，我就对你说，和平解决就是牺牲我。张汉卿主张和平解决，亲自送蒋到南京，结果如何？现在可以看出来，回来希望不大。张的牺牲是差不多了。共产党主张和平，可以同国民党、蒋介石分庭抗礼，他们是平等的。我是蒋的部下，蒋的为人是睚眦必报的，和平解决以后，叫我怎么对付蒋。和平的前途就是牺牲我。”“我现在不能看着自己就这样完了。”南汉宸认为杨虎城这番话，不是对他个人讲的，而是通过他对共产党代表讲的，周恩来觉得事态严重，对南汉哀说：“你回去告诉杨先生，就说我今天去三原红军司令部开会，晚上一定赶回来，请杨先生放心，我们一定对得起朋友，绝对不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南汉宸又向周恩来报告，孙铭九等已拟了一个暗杀名单，内有主和派和共产党员。

少壮派的活动更为激烈。在他们的提议下，l 月 29 日，东北军在渭南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四十余人举行军事会议。王以哲因病没参加，由董英斌代他主持，何柱国发言坚持主和。他认为中央军实力强大，我们打不了，假如打起来，不但张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前途也危险了，何讲完，应德田起来讲话，坚决反对和平解决。他认为蒋介石是在虚张声势，真正打起来他是不敢的。我们愈软，他就愈硬，我们一硬，他就会软下来。只有这样，副司令才有可能回来。我们要做好打仗的准备。为了营救副司令，不惜坚决打一仗。这时会场议论纷纷，空气极度紧张。与会军官在愤激的情绪下，都赞成应德田的主张，反对何柱国的主张。会议当即作出决议：在张副司令回来以前，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这个决议由到会四十多个军官签了名。

王以哲、何柱国认为渭南会议是少壮派鼓动起来的，对渭南会议决议不愿执行，但他们和少壮派已经闹翻，无法说服他们。于是 1 月 30 日派飞机去兰州接于学忠来西安。因为他是张学良指定的东北军最高负责人，应由他来作最后决定，于学忠来到西安，两方面都向他申述理由，使他左右为难，但他还是主和的。

月 30
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乘汽车到三原云阳镇红军前敌司令部开会，张闻天、彭德怀、任粥时、杨尚昆、左权都参加了会议。大家认为，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但如南京继续进攻，我方要自卫，而我们的主张未能说服西安左派和杨虎城等。与蒋介石结成统一战线能否成功，尚是未知数，东北军和十六路军是我们的朋友，而这两个朋友坚持要打，解释无效，并且发展到答应了是朋友，不答应就会导致敌对情势，这是颇难两全的困难局面。如果拒绝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要求，这两个朋友失掉，和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就更加渺茫。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帮助他们打这一仗。会议作出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支持他们的主张，和他们一起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会后，立即从总部发电报告中央。周恩来、叶剑英当天赶同西安，根据上述决定，分别

告诉杨虎城和少壮派，并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叶剑英并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参谋人员具体研究了军事部署。当日，收到毛泽东、朱德、张国焘从延安回电：和平是我们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应当同进退；向张、杨表示我们不能单独行动，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

事机紧迫，2 月 1 日晚上，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五个人代表三方面在王以哲家中开最高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应德田也参加了。会议开始时出现长时间的沉默。杨虎城请周恩来先讲，周说： “我们今天是以你们两方面的意见为意见，还是你们先讲。”杨虎城只好要于学忠讲，于学忠嗫嚅了一阵，才说：“我个人意见，还是应该和平解决。打仗不能把张副司令打回来，打起来他们恐怕更害怕张副司令了。”他分析军事形势说，“我们只顾招架东边的中央军，而西边胡宗南的部队已经到了宝鸡，正向凤翔推进，而我们西边还没有一点布置。加上内部有两个师不稳的消息，这在军事上已成内外夹攻、腹背受敌之势，要打也不能打。因此，我的意见还应和平解决。”王以哲、何柱国都同意于学忠的看法。杨虎城看到东北军主要将领意见一致，就说：“从道义上讲，应该主战；从利害上讲，应该主和。东北军方面既然是主和，那么我们还是实行同顾祝同谈妥的方案

（基本上是甲案）和平解决吧！”杨虎城最后问周恩来的意见。周说：“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面有许多人坚决主战，为了团结，只要你们双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他又提出请双方注意内部的团结，防止少数人进行分裂活动。杨虎城、于学忠都同意周恩来的妻子见。

少壮派原来以为这次会议会作出打仗的决定，会议的结果大出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甚为气愤。应德田、孙铭九等认为王以哲、何柱国在会议上没有反映主战派的要求，背叛“渭南会议”，就是“出卖张副司令”，“出卖东北军”，要“拼一死战”，“要除奸”，等等，气焰十分嚣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