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究而悉讨，慎思为明辨

周恩来在南开学校就读期间，“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他与同学们讨论国家大事。激昂慷慨地发表对祖国命运、前途的见解。为探究中国现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广泛阅读中外历史书籍。

他爱读的中国史书很多，其中有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汉书》、《三国志》之类的书。周恩来曾用节约下来的钱，买了一部用连史纸精印的司马迁的《史记》。他对于“马迁览潇湘，登会稽，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游者岂徒观览山水而已哉”这种见解，是完全赞同的，井努力去实践。据周恩来当年的老同学回忆，他把这部《史记》读得很熟。当大家晚上在寝室里休息时，他特别生动地、津津有味他讲述《史记》里的故事，同学们都听得入神。

周恩来除了继续阅读一些介绍新学的著作，如《饮冰室诗话》、《饮冰室文集》和《新民丛报》外，还认真读了明末清初的一些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品，如顾炎武和王夫之等人的名著，以及谭嗣同的《仁学》等。培养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恩想。周恩来还研究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民权报》、《民主报》以及较有民主思想的天津《大公报》。南开图书馆中有许多外国名著，也满足了周恩来求知的渴望。他饶有兴

趣地阅读了 18、19 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即《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即《论法的精神》，原名“L”，esprit

des Lois”）以及严复所译述的赫胥黎所著《天演论》等著作，受到爱国民主思想的影响。周恩来还阅读了英国人亚当·斯密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富》

（即《国富论》）以及英国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著作。其中，尤其以

《天演论》，给了他一定的思想影响。这时，他的英文已较好，他甚至能看这些书的英文原版，以及不少其他英文原版的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方面的书籍。

《天演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赫青黎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一本重要著作，它阐述“物竞大择、优胜劣败”的进化规律，与中国人传统的“今不如古” 的观点完全相反。因此，《天演论》当时被称为是一本“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书。这本书使周恩来第一次明白了生物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的进化道理。他从积极方面理解和接受这种思想。他由“物竟天择”的道理，意识到中华民族必须奋发维新，“自强保种”，才有出路，同时，他由进化论领会到人类的社会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将来必胜于过去。

在中外思想家的影响下，周恩来写了许多思辨色彩极浓的优秀作文，如：

《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中言之钦》，《或多难以固邦国论》，《共和欧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我之人格观》、《试论奢靡二说》⋯⋯

在《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中言之钦》这篇作文中，他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寻找“义”和“利”的共同点。义、利之争在中外哲学史上长期存在。中国的孔孟哲学重义轻利，甚至把义和利绝对对立起来。孟子认为利是引起社会混乱的总根源，只要舍生取义，实行“仁政”，则“治天下可运之于掌上”。与此相反，西方功利主义哲学则认为个人利益是人类行为的出发点，把合理的利己主义当作行为的准则。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则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中，从个人利己主义这一所谓“人类的本性”出发，演绎出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思想体系。针对这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周恩来在作文中从它们各自产生的历史背景出发，剖析了它们各自的社会价值，肯定了它们的历史作用。随后，又把论题的峰潮推回到中国现时社会中来，认为：在“中国之今日财尽矣德衰矣”的情况下，单纯地“言利则德不足以副之”，同样，单纯地“言义则民穷足以困之”，如果把义和利对立起来，“分而行之，适足以促吾国之亡”。他把对义、利问题的思想选择，提高到国家存亡的高度。因为这涉及到当时在实践中到底是道德救国还是实业救国的问题。周恩来在这篇作文中的最终目的，是在对各有利弊的学说进行细密分析后，取其精华，求得符合中国实际的指导思想。他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办法：“民德民生双峰并峙两利皆举”。这种“两利皆举” 的想法，立足于把对立双方适合社会发展的共同性结合起来，避免两种观点的极端性。他设想其实践效果必然是：国民之德性可“达于尧天舜日之境”，国家富强可“比隆于欧美”。

在受两种尖锐对立的思想影响时，周恩来并没有表现出迷惑或盲从，而是善于从社会历史和现实出发，对每种观点进行细密的分析，辨明是非，在辩证的思考中找到各自合理的因素，以便求得解决问题的答案。这种思维特点在他四年的南开学校正规学习中，逐渐地巩固下来。由于这种求实和恩辨的思维习惯，他在这一时期也格外感兴趣于选择符合这种思想方法的题目作

文。

1916 年 3 月，周恩来在另一篇作文《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中，以类似于前篇作文的思维逻辑，更精彩地表现了他的辩证思维方法。虽然退让与竞争两者是尖锐对立的，但他既赞赏老子揭示的“新陈代谢物质循环而演成日新月异之物质文明世界”这一“生存常道”，也不排斥英人赫胥黎用“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来解释自然界进化的观点，认为两者同样是把眼光放在客观世界的变化发展上，其研究对象具有共同点。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老氏的“退让”与赫氏的“竞争”，并非“冰炭不同炉”，只要深思慎辨就可发现，老子的退让中包含着竞争，赫胥黎的竞争中也包含着退让。文中从退让与竞争的相对性和相容性的辩证关系上，又找到了老氏和赫氏的学说在内容上的共同点。最后，他提出：“莽莽大地，其有倡老赫二氏退让竞争主义者，吾虽为之执鞭亦欣慕焉。”可见，周恩来是极其欣赏从对立中求同一的思辨方法的，也乐于从事这种哲学恩辨。他所提出的“退让竞争主义”概念，充分地体现了他思想方法中不走极端的辩证性。

甫开时期，对事物，周恩来养成了独立观察、辩证思考、细密分析的习惯。正如他在《吾校之新剧观》这篇社论中所领悟的：“物虽微，理所据也。事虽细，神所系也。观一物之结构，而后知万象之生理。察一事之组织，而后洞人类之精神。”

对人，周恩来则表现出极大的谦逊、坦诚和宽容。无论对同学，对友人，他总是肝胆相照，真诚相待，热心为大家服务，关心别人胜过关心自己。他经常牺牲自己的课余时间帮助别人学习、补课，给同班同学和低年级同学辅导学业，解答疑题。

周恩来曾写过一篇题为《射阳忆旧》的散文，文中回忆和赞美了他家乡一个忠诚正直的仆人，并表述了自己愿做四万万人民中的公仆的志向，决心将来要做“天下之公仆”，为天下的劳苦大众服务。

周恩来同志喜欢交友，但非常慎重。他曾自述道： “余性恶静，好交游，每得一友，辄寤寐不忘。” 他还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既人南开，处稠人广众中，所交益多，惟人品不齐，何敢等视，以故识者虽众，而处以深交期以久远者，实不多觏。”

这里所说的“深交”是以志同道合为基础；“期以久远”则是要求为救国救民而奋斗终身。

早在 1914 年 3 月，周恩来和张蓬仙、常策欧两位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业余团体。决定取“敬重学业，联络感情”之意，定名为“敬业乐群会”。该会的宗旨定为：

“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络同学之感情”，“辨难析疑，轶出于课程之外，研究各种学识”，“补教科之不及”。

由于周恩来在同学中享有较高威信，大家都一致选他为社团领导。但他虚心谦让，在第一二年只担任智育部长、副会长，到第三年才担任会长。

“敬业乐群会”成立后，开展了各种进步活动。为了便于同学课外阅读书籍，增进知识，除接收原学生团体的藏书和新购部分书刊外，还发动会员自愿捐献书籍，互通有无。据记载，周恩来第一次就捐献了《东方杂志》、

《大同报》、《立国根本谭》、《军人的模范》、《自治模范》、《民国生死问题》等多种书刊。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智育部利用每星期一、三、四、五四天的课余时间开展各种活动。经常邀请老师作专题报告和辅导，有时还邀请校外知名人士来会讲演、座谈。如吴玉章、黄炎培等就曾到校和会员座谈。这些活动大大开阔了会员的眼界，增强了学习兴趣，培养了爱好、特长，激发了大家奋起救国的革命热情，确实起了“补教科之不及”的作用。

该会针对青少年的特点，经常开展各种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娱活动。如在茶会上，大家欢聚一堂，讲趣语，说笑谜，表演相声、双簧、幻术，或舞剑，猜灯谜以及开展棋类比赛等。据当年校刊报道，周恩来的趣语和幻术表演很受欢迎，常常引起大家捧腹大笑。

除担任智育部长外，周恩来还负责经办一切会务工作，同时还主编《敬业》会刊。

当时南开学校有四种公开发行的刊物：《校风》、《英文季报》、《励学杂志》和《敬业学报》（开始叫《敬业》杂志）。《敬业》系半年刊，每年 3 月、10 月出版，第一期于 1914 年 10 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