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 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

为了向即将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出一个较好的关于 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为中共中央安排下年度经济提供正确的依据，做好“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的衔接工作，在中共八大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陈云等转到了对 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各项指标的研究和计划的编制工作上。

1957 年计划的控制数字是国家经委从 1956 年 7 月开始编制的。当时各

部门各地区向经委提出的基本建设投资额高达 243 亿元。当经委把投资压到

150 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反对再往下压了。

周恩来看到这一情况，便对学习秘书范若愚说：“这样搞计划不行，仍然是冒进的。我要准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讲一讲有关问题。”他要范若愚代他查找一下马克思关于“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一段话的出处。以后范若愚找到这段话出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面对中国国情，再细细体会马克思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使周恩来认识到：必须根据几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并以苏联、东欧国家不顾人民生活去片面发展重工业而酿成比较严重的社会后果为戒鉴，在 1957 年计划中充分体现“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思想，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究竟怎样才算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呢，周恩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一致认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是使积累和消费关系正常与协调的根本途径。基本建设规模下不来，积累率就下不来，财政也就必然会继 1956 年之

后再度出现较大赤字，物资供需紧张状况在 1956 年过多地动用储备的情况下会更加严重。鉴于此，他们下决心把基本建设投资压下来，而且要压到大大低于 1956 年投资金额的程度。

月 20 日到 11 月 9 日，在 3 周时间里，周恩来共主持召开了 10 次国

务院常务会议，检查 1956 年计划执行情况和磋商 1957 年计划的控制数字。

会上，个别同志对 1956 年急躁冒进造成的危害看得并不清楚，仍主张下年度的指标可以订得高一些，说：“1956 年的计划是冒了，但又因为执行计划时松了，所以才形成到处紧张，投资分散，百废俱兴。”为了适应三大改造高潮的需要，计划“出了些冒”，“在执行中也不应该松”。周恩来当即表示，不同意这种为了政治需要而有意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恳切地说道：“这四个字（指前一发言人提到的冒、松、紧、分）不能并提，主要是冒了。”“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而且把年度计划带起来了。” 因此，现在我们“主要应该批‘左’”。李先念指出：“今年成绩很大，但问题不少，如不把今年的经验很好地加以总结，明年就压不了。”“搞明年计划，首先把党的思想统一了才行。”

从统一思想的目的出发，11 月 9 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比较系统地陈述了自己对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的看法。他指出： “从苏共 20 次代表大会批判斯大林以来，暴露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少问题”。“苏联发展重工业多，束紧腰带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 “农业发展缓慢，经过 39 年，产量仅高于沙皇时代的最高年产量。发展重工

业，忽视轻工业，忽视农业的影响，苏联现在还没有纠正过来，这是需要时间的。”而且“这个建设方针影响了东欧国家”。东德、波兰、匈牙利发生的群众闹事事件，反映了执行这个方针的严重后果。他指出：从“我们国家这样大，很落后，人口多”的同情和“要建设，又要注意人民生活”的原则出发，“我们现在根据可能比原来设想的放慢，不能算是错误”。“明年度的计划必须采取退的方针”，“目的是保持平衡”。“这不发生‘左’倾、右倾的问题。不像政治方面，‘左’了就是盲动，右了就是投降。”他强调： “搞重工业不要失掉人民，否则就没有了基础，就成了沙滩上的建筑物。” 我们“就是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础上建立重工业，重工业要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注意轻工业和农业，使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结合起来，否则就要吃亏”。所以，对于高指标“应该抵抗，敢于修改，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指标一经确定，就“神圣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当然决定了就要执行，但是有意见还可以保留”。

由于反冒进已经进行几个月了，急躁冒进给经济建设带来的危害，在各部门特别是国务院领导成员中感受更加深刻，又由于这次会议把重点放在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上，因此使“总想把工业多搞一些”的少数同志也认识到“过去想法有些片面和主观”。这样做，既团结了同志又统一了思想。从这以后，政府各部门负责人在思想上比较重视、在经济工作中也比较注意坚持“要重工业，又要人民”的原则，和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了。

月 10 日至 15 日，中国共产党举行八届二中全会。开会第一天，周恩

来作了《关于 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为了很好地利用这次机会使全党高级干部从过去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中获得更多教益，周恩来联系苏联、东欧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中暴露的某些弊端，联系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围绕积累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再度阐释了“要重工业，又要人民” 的思想，总结了“一五”计划的经验教训，继续批评了 1956 年的急躁冒进倾向。他提出：经济工作在今年冒进之后，应该适当地放慢明年的速度，使失去平衡的比例关系经过合理的调整后较快地恢复过来，为今后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作准备。因此，1957 年计划的方针应当是，在继续前进的基础上，“保证重点，适当收缩”。否则，将进一步影响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的平衡，也可能出现中国的波兹南事件。同时，他指出：这次全会提出的财政预算、生产和基本建设等指标，“是很初步的数字”，“经过全会讨论，把方针批准”，“再待经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进一步核算，就会得到一个比较恰当的”1957 年国民经济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