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1933 年 6 月 13 日，中共中央局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告共产国际远东局军事总顾问拟定的以中共临时中央名义发出的关于夏季军事作战计划的指示电（因电文很长，当时简称“长电”）。“长电”提出了一个“分离作战” 的方针，即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军分组成东方军和中央军，在闽，赣两个方向上作战，实行“两个拳头打人”。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长电” 规定东方军先到闽西打第十九路军，然后北上打抚河以东敌人；中央军则留在抚河、赣江之间地区进行牵制性作战，待东方军有进展唇，再北上会攻抚州和南昌，以实现革命在江西的首先胜利。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相对弱小的红军，与强敌作战必须集中兵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把两个拳头分开来打入，是徒然分散兵力的愚蠢计划。毛泽东曾多次论述过这个问题，并一向反对这种分兵战法；广大红军指挥员，尤其是高级指挥员，对此也早已深有体会。所以接到“长电”后，周恩来、朱德和各军团领导人都表示反对这个计划。14 日，周恩来、朱德两次致电中央局，表示了不同意见，但在瑞金的中央局和中革军委（项英代主席）领导人，根本不考虑前方领导人的意见，三令五申，要求前方“政治与军事的领导同志”必须“切实执行这一作战计划”，“一致的接受这一整个的计划并即举行分工”。前方只能照办了。

7 月 1 日，东方军组成并立即开始入闽作战。东方军从 7 月初入闽，到

10 月初撤回，前后历时 3 个月。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总的来说，战果不大，所取得的胜利未能巩固。且“酷暑远征”（周、朱致中央局电中语），粮食缺乏，连续转战，疲于奔命，伤亡和疾病减员也很大，沿途留下了大批伤病员，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而中央军在抚河地区作战，3 个多月也无所建树。实践证明，这种“分离作战”的方针和“两个拳头打人”的战术是行不通的，正像毛泽东后来所批评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更主要的是，我们丧失了宝贵的准备时间，却给了蒋介石以从容准备第五次“围剿”的时间，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开局就处于被动的地位。

原来在 8 月间，周恩来、朱德即已发觉蒋军部队虽仍在原地未动，但其注意力已渐向东移，即已有开始第五次“围剿”的征兆。此时必须集中一、三军团主力，严密注意敌军动向，随时打击敌军的进攻。且福建第十九路军已有求和表示，而东方军一时也无法攻克顺昌、将乐等坚城，双方已成胶着状态。完全应该结束战局。因此，9 月 3 日，周恩来即电中央局说明敌情，申明已“命令彭、滕于 4 日结束战斗后，集结延城附近，准备回师”。5 日，周，朱再电中革军委，说明要东方军回师北上的意思，请求批准。这本来是一个适应战局的正确的提议。但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于 7 日回电朱周并转彭膝，不同意要东方军回师的意见，坚持要东方军消灭十九路军的“基于兵团”，完成“第二阶段”作战任务后再回师北上。周恩来、朱德要东方军回师的命令只好作废。

9 月中旬，周恩来获知准确情报，北线敌军将逐渐向宜黄、抚州、南城

三角地区集中，准备抢占抚河，隔断我中央军与东方军的联系，以对我实行各个击破。这对我军是一种危险的形势，但我东方军若能先机撤回，与一军团会合，则能集中兵力，发挥特长，乘敌军运动时大量消灭之。故此，9 月13 日，周恩来又专门给博古、项英及上海共产国际代表团发了一封长电，明确说明了当前敌情及利害关系，再三要求中央同意东方军立即结束战斗，“迅速北上与中央军会合”。周恩来并提出了东方军回师路线与击敌方案：由一军团迅速派部队切断南城、南丰交通线，先敌控制抚河上游，接应东方军“安然由万年桥或价湾西渡”抚河，然后与一军团联合，乘敌军各方向抚河集中时，在运动中“消灭宜抚南三角地区的敌军而最后取得南城”。周恩来并预计此仗打好可消灭敌军“十个师”（疑有误，原电如此。——引者）。但是，不懂军事的博古和项英，仍然不同意此计划。 14 日 24 时，由项英回电朱周并转彭膝，竟然毫无根据地断言：“蒋贼仍极力构造永（丰）乐（安）方面之封锁线，刻未东移，容我东方军迟于二十日若干时间再行北上”；强调“采用各个击破手段，先打闽敌，以便将来独立对赣敌作战”。这样，东方军仍不得不滞留闽中作徒劳无功的转战。

9 月中、下旬，周恩来又获知蒋介石结束了第三期庐山军官训练团并不再举办，各军官均回原部队指挥；且其北路军第三路军陈诚之主力部队已集中准备向中央苏区北面门户黎川城进攻。而且此时，十九路军已派出代表向我方求和，东方战线无须顾虑。于是，9 月 24 日 22 时和 25 日 11 时 30 分，周恩来又两次急电项英并中央局，明确提出：“北线敌情已日益紧张”，东方军必须“迅速结束东方战斗”，“不为坚城所系，不为强敌所滞”，“赶早北上”，“否则将会失去剪除赣敌左翼良机，坐视其抢先集中抚河”，并严肃地提出：“你们同意否，务请早定大计，兔失剪除赣敌左翼良机，请示复。”

“左”倾中央此时也感到了北线形势之严重，发觉到敌人已作好大举进攻中区之准备。不得已乃于 9 月 25 日 24 时复电朱、周，同意结束东方战线之提议，命令东方军迅即向泰宁回师，会合抚西红军以“消灭进逼黎川之赣敌”，全力与敌在抚河会战。并说明“各兵团行动的时间，由方面军自定”。

但中央的“开明政策”已为时晚矣。两军相战，谁占先机，谁就主动。如果 9 月初即依照周恩来的建议，东方军迅即回师北上与中央军会合，集中先消灭宜抚南三角地带之敌军几个师，必将打乱敌人的全部军事部署，第五次反“围剿”至少开局会是另一番局面。由于博古、项英之一再拖延，始终咬定要先消灭十九路军而后北上，以致贻误了战机，反而让敌人先我而动。等方面军总部接到中革军委于 26 日晨之回电， 27 日下达《方面军关于歼灭黎川之敌后在抚河会战给各兵团的行动命令》时，还未来得及行动。9 月28 日蒋军四个师已按计划袭占了黎川城。于是我军计划全部落空，完全陷入了被动状态。开脚第一步就走错了路，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周恩来抗争了，借未成功，这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使然。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周恩来无此回天之力。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前夕，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了中央苏区，预示着一场灾难的降临。博古不懂军事，又对毛泽东、朱德甚至周恩来投不信任票；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又是他请到中央苏区来的，于是他对李德无条件信任，骄横跋扈而又不了解中国情况的李德被捧成了中央苏区的“太上皇”。李德不仅操纵着对红军的指挥大权，甚至左右着中央政治局的

领导，终于铸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大悲剧。

李德来时正逢黎川失守。9 月 28 日当天，周恩来接连向项英并中央局发出了三封电报，根据黎川失守后当前敌情之变化，提出了方面军新的战斗部署的意见。周恩来指出：敌占黎川，并“加紧构筑工事”，图巩固黎川防务并与资溪桥、硝石之联络，以全力完成北面由吉水到黎川对中央苏区的“全线封锁”。这说明敌军已进入对中央根据地大举进攻的部署。因此，目前我军“必须以极大机动性处置当前战斗。正面迎敌或强攻黎川都处不利”。我们的战术不宜和敌人争夺城市，而必须注意发挥运动战的特长，着眼于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目前行动仍以先剪除赣敌左翼为方针”。周恩来提出了详细的作战部署，等东方军与中央军集中时，可以“一部佯攻黎川，吸引该敌”，“以主力突出飞鸯击敌之背，先击许（克祥）师与金谿南下之敌”，“并以二十师突入金谿、浒湾之间，以调动敌于运动战中给以各个消灭”，如敌“或北退，则合东方军全力夹击之；如西退则逼使背河决战；如坚守黎城，则我以萧（劲光）支队监视周（浑元）敌，以东方军与中央军会合逐个消灭抚河移动之敌；如在东方军消灭许师之际，吴（奇伟）纵队全部东移，我中央军正好尾击其后；如宜黄敌向东移，中央军则相机截击之。” 周恩来在电报中还特别急切地提醒：“此一大体拟议，与东方军主力集中方向和后方部署有关，须早决定，如有不同指示，请早电告，否则闽边大山，转移颇费时日，且暴露企图。”周恩来的这一拟议，瞻前顾后，周到细密，把各种情况都预计在内了，完全符合战场实际。如能照此实行，是有可能挽救黎川失守后的被动局面的。

但是，李德、博古和项英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不同意周恩来关于集中一、三军团兵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拟议，而急于收复黎川城，以图保住“国门”，然后在国门之外来打击敌人。 10 月 2 日，李德以中革军委名义给朱、周连发两电，竟武断地认为：敌人“攻占黎川仅数日，当不能造成强固堡垒”，因此坚持命令“东方军要消灭硝石、资溪桥以及黎川附近之敌，才能贯彻这次战役的目的，开展战局，要在战术上作连贯的步骤，特别注意加速行动的时间。”并强调要中央军由永丰、乐安地区东移，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地区之敌，便于东方军在黎川决战。指示又不察东方军远途行军之艰难，竟专横地指责说：“彭滕⋯⋯忽视上级命令，或将延误军机，战机紧迫，对于命令执行不容任何退疑或更改，请注意。”这个指示，体现了标准的“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一如以前，不让红军集中兵力，仍是要一、三军团“分离作战”，去进攻敌人的坚固阵地。前方只得按此执行。东方军昼夜兼程回师后，猛攻硝石和资溪桥，企图“逼退”黎川之敌，事与愿违，红军不但几战失利，而且陷入了敌人的碉堡群中。不是彭德怀当机立断，连电中央请准，迅速撤兵，红三军团就有遭受全军覆没的危险。

此后，在李德的瞎指挥下，始终采取“分割作战”的方针。不让红军特别是一、三军团集中作战，这样，就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多次失去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良机。使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逐渐陷入困境，为此，周恩来曾多次抗争，直至对李德的瞎指挥直接提出了严肃的批评。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调大军入闽“讨伐”十九路军。与此同时，蒋介石怕红军入闽与十九路军配合作战，又派陈诚部罗卓英及李默庵纵队共 7 个师向东山、德胜关推进，企图截断红军入闽通道，与入闽军相呼应，井寻求红军主力决战。这又是红军在运动中歼敌的好机会。12 月 13 日凌晨 2 时，

周恩来与朱德联名向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兵力在东山、德胜关间同敌决战的请示》电，电报首先汇报了陈敌 7 个师推进情况；接着指出由于实行“分割作战”，红军主力兵团不集中，不能“给敌以更大杀伤”，且常“付（出）过大代价”，强调红军集中作战“此点在目前特别重要”。根据敌军推进情况，周、朱“提议立刻调一军团及十四师准备会同三、五、九军团主力，甚至七军团主力一部，于东山、德胜关间与陈敌主力决战”，不如此“不易使东北暂归平静，而使我战略转移”。周恩来还特别在电报末尾加上：“豪注：我坚持丙项意见，⋯⋯我们从不与陈敌主力决战，但欲消灭其一二个师，非一、三军团会合不可。”这一提议，体现了周恩来的非常胆略与卓越见识。周恩来敢于集中红军主力与敌“围剿”军主力陈诚部决战，当然不是摆开阵势与敌人打阵地战，而是坚持红军的基本战术，力求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此举虽属大胆，但却很有把握，因为在局部上红军已占优势。且欲能消灭敌北路军一二个师，虽不至将第五次“围剿”完全打碎，但必将给敌人造成极大恐慌，对福建十九路军也是个有力的支援。这无疑是一个好计策。但一贯主张冒险的“左”倾领导人和李德，有了和敌人决战的机会，却又不敢与敌人真正决战了。他们对于周恩来的提议置之不理，却顾左右而言他，答非所请地于 12 月 13 日至 14 日连续 4 次给方面军总部发电，作了完全相反的部署，决定将方面军主力西调永丰地区，进攻敌人堡垒线，而不向东配合十九路军作战，且朝发夕改，造成了前方的指挥混乱。

13 日晚方面军总部得军委关于“重新部署密令”，命令“五军团向德胜关附近集中坚守工事，三军团掩护伤员后移，准备西行”，即不让红军与敌军主力决战，而作西向水丰地区转移之准备。方面军总部只得执行，按军委“密令”给三军团，五军团下达了行动命令。但部署刚罢， 14 日白天得军委第二电，改令“三、五军团先击敌左翼，后以三、五军团击敌右翼”。这又是要向敌人进攻的指示。方面军总部考虑后，认为只能击敌一方，不能击敌两方，乃下令“三军团西南移动，而以五军团协同动作”。但因 14 日拂晓

前 6 时，三、五军团已按第一电令出发先行，“不及追回”，方面军总部虽

连电三、五军团指示改变线路，重作部署，然直至当晚，未得回复。 14 日

下午 2 时，军委第三电至，又否定第二电内容，命令“三军团南移侧击，五

军团坚守”。方面军总部已不好动作。还未考虑成熟，当夜 23 时军委又来第四电，“又停止三军团行动，改为侧击敌左纵队，仍令第十三师守德胜关。”

——由于军委电令屡作变动，弄得前方十分混乱。而红军两日无功，战机稍纵已逝，德胜关已牢固掌握在敌人手中了。

这种朝令夕改的瞎指挥，为历次反“围剿”战争所未见。为此，周恩来感到十分愤慨。 16 日，周恩来直电“博古、项英同志”，指出：“连日电令屡更，迟在深夜始到，盖以天电大，发报难，遂使部队运转增加很大困难，请在相当范围内给我们部署与命令全权，免致误事失机。”电报叙述了军委屡更电令造成的混乱情况，最后严肃地指出：“两日来命令屡改，最后部署仍回至我们的第一密令时部署一样。此对下级信用确有影响，务请仔细考虑。且更证明相当范围内职权似应给我们，否则亦请给相机处理之电令给我们。事关战局责任，使我不能不重申前请。”这封电报，看来是对博古和项英提意见，实际是对李德瞎指挥的严肃批评。而博古和李德是根本不会接受这些意见和请求的。以后的战局发展，证明在博古的纵容下，李德的瞎指挥是有增无已，更加肆无忌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