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统战工作

周恩来在中央苏区，还出色地开展了两次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次是指示同发动福建事变的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谈判，一次是指示同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谈判。这两次统战工作虽都没有最后的结果，但对当时的战争行动均起了一定的作用。

福建的原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我东方军几次打击下，已知“剿共”无前途，但又惧蒋介石的催逼。于是在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政策的感召和全国抗日运动的推动及部下广大士兵不愿打内战、普遍要求抗日的情绪的影响下，便想在联共、抗日、反蒋上寻找出路。

1933 年 9 月，蒋光鼐、蔡廷锴指派陈公培（当时叫吴明，又名吴寿康， 中共早期党贝，后脱党）代表十九路军，携带蒋光鼐密信，秘密前往前线找红军直接谈判停战议和、共同抗日之事。陈在延平的西芹遇见红军，被帝到王台三军团总部驻地会见了彭德怀，彭乃立即电告红一方面军总部请示办法。周恩来一向胸怀宽广，有战略眼光，总是坚决地、模范地执行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且他早有停止东线战事，集中力量对付北线的战略构想，因此， 接彭德怀电后，经请示中央同意，乃于 9 月 22 日，代表党中央电告项英、彭德怀、滕代远，说明确有陈公培其人，系中共脱党者，提供情况可信，拟派袁国平前往西芹，与陈公培磋商停战反蒋问题。遵照周恩来的指示，袁国平与陈公培在王台谈判后，延平前线已进入休战状态，给东方军回师北上创造了条件。周恩来的统一战线工作初见成效。

10 月初，陈公培又陪同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作全权代表来瑞金与中共进行正式谈判。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受党中央指派，与叶剑英一起负责指导这次谈判工作。他指定中央局宣传部长潘健行（即潘汉年）为全权代表，与徐名鸿进行具体谈判。周恩来除向潘健行交待了谈判中应注意的事项外，有时还亲自参加会谈，结果双方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十一条。于是11 月间，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公开宣布联共、抗日、反蒋。

对于红军和根据地来说，这本来是一次很好的关键性的机会，我们正可以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与分裂，从政治上也从军事上援助十九路军反蒋， 并借以打破第五次“围剿”，乘机掀起全国性的抗日反蒋高潮，这必会把蒋介石推人极大的困境，这种有利条件，是过去历次战斗中所没有出现过的， 也是周恩来统一战线工作所取得的一项积极成果。但是这次机会，却在“左” 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主张下，被轻易地断送了。他们只主张在政治上和十九路军谈判，签订了秘密停战协定，而在军事上却不给十九路军以实际的援助， 并两次拒绝了周恩来关于调集红军主力，伏击入闽讨伐十九路军的蒋军。当福建形势紧张，“左”倾中央开始有了“唇亡齿寒”之感，同时周恩来的意见派东方军第二次入闽援助十九路军和福建政府时，终于为时已晚，十九路军战事已成残局，红三军团也终于无法扭转整个战局，“福建事变”于 1 月下旬宣告失败。

周恩来目睹福建人民政府失败的情况，对博古、李德推行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非常气愤，认为他们不配合以至放弃反日和反蒋的同盟军，将我党提出的三项合作条件当成儿戏，是失信于天下。

周恩来在中央苏区进行的另一项统一战线工作，是和粤军陈济棠的成功

谈判。

敌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与蒋介石素有利害冲突。陈虽受蒋封为南路军总司令，但对红军的进剿并不积极，他怕蒋的中央军乘虚而入侵广东，动摇他“南天王”的宝座。 1934 年夏季，他在会昌前线已对红军采取“明打暗和”的策略，并派出高级参谋杨幼敏赴筠门岭前沿阵地向红军作试探性的不再互犯之谈判。9 月，陈济棠向红军递交了一份秘密停战声明，电约我方代表举行秘密军事谈判。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对此表示欣然同意，立即决定派潘健行及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为代表，到寻邬附近的罗塘镇与粤方代表杨幼敏、宗盛举行谈判。行前，周恩来与朱德、叶剑英一起就谈判任务向潘健行、何长工专门作了交待，明确指出和谈要以中央政府停战抗日三条件和周恩来 7 月间在《红星》报上发表的向白军士兵提出的六条抗日救国的行动纲领中所阐明的统战原则及其策略思想为依据。双方代表经三天三夜谈判，最后达成了五项协议：1.同盟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 解除封锁，互相通商；3.互通情报，设有线电话（器材由粤方供给）；4.我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5.可以互相借道，我们有行动可以事先告诉陈部， 陈部可以撤离 40 华里；我军进入陈防区可用陈部护照。

这是继和十九路军的停战协定之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周恩来负责主持签订的第二个停战协定。这个秘密协定的签订。实现了南线暂时的稳定局势。正是根据这个协定，当中央政治局讨论红军突围方案时，一致同意选定南线作为突破口。后来红军在突破第一、二、三道封锁线时，凡有粤军把守的地方，均放开口子让红军通过，使红军少受了若干损失。这是周恩来在中央苏区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所做的又一贡献——在危急关头，通过统战工作，为红军突围找好了一条出路，减少了红军的损失。

由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坚持“左”倾错误，尤其是支持李德的独断专行，周恩来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采取某些具体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 尽量减少红军的损失。由于周恩来对“左”倾军事路线进行过公开的批评和抵制，和李德进行过多次争论，提出过许多好的战术建议；特别在长征途中他主持的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采取毛泽东的意见，否决了李德和博古的主张；在遵义会议上既真诚地承担战争失败自己应负的责任，又理直气壮地批评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因而他虽然是中央“三人团”的成员，是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但仍然得到全党和全军的谅解和信任。遵义会议决定：“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